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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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那让人惊恐的剧烈震动，我们不敢再回到房子里住，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把贵重的东西放在一个小包里随身带着，便开始了户外生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从部队回来了，和高保成的儿子一起在楼下找了块空地，用塑料布支了个棚子那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这时，我心里更放心不下的是住在城里地安门鼓楼附近的婆婆，不知老人家在地震中是否受了惊吓。婆婆没有女儿，我这做儿媳的就是女儿。我急匆匆赶往婆婆的住处，到了鼓楼附近，我竟有些搞不准方位：这一带全变成了“棚户区”，在一片各式各样的地震棚丛林中，熟悉的地安门商场也不见了。婆婆当然没在家里，可附近也没找到，我吓坏了。满街的棚子满街的人，可到哪儿去找呀我心急火燎地到处找，谢天谢地，最后总算在一处找到了坐在铺着破报纸地上的婆婆。
我的儿子杨雪培当时在基建工程兵当放映员，他们团唐山地震后去给当地煤矿排水，雪培就给排水的部队放电影，因为他是八一厂的子弟，部队还派他回北京借片子。地震那年，因为表现出色，他立了两个三等功。
袁霞被震醒了，以为震中在包头谈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演员袁霞将记忆的帷幕拉开到30年前的那个夏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袁霞当时已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被下放到了包头空军高炮队，在政治部文化科当科长。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包头震感很强烈，当时是凌晨，感觉床在晃，她就开了灯，她家窗户上有一盆吊兰，这时发现吊兰也在晃，袁霞便知道是地震了。1966年在山西搞四清时，袁霞遇上了邢台地震，所以对地震并不陌生。
这一次地震，又让袁霞赶上了。当时袁霞爱人的部队在山西，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包头，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家中还有个外甥女帮助她带孩子。被震醒时，袁霞以为包头就是震中区，赶紧披着衣服抱起孩子从二楼往楼下跑，跑到楼下，见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那时人们没有什么防震知识，都挺惊慌的。袁霞记得唐山地震后第二天，好多人就把啤酒瓶子倒扣在地上，认为如发生地震瓶子倒了发出声响，就能起到报警的作用。于是袁霞也在家中将瓶口朝下，放了两三个酒瓶子。结果，孩子夜里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把瓶子踢倒了，袁霞被惊醒，抱着孩子、招呼着家人就往外跑，跑到楼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家虚惊一场。对地震的恐慌让袁霞不敢在包头再住下去了，于是决定带着孩子去山西找爱人、躲地震。没想到，山西也在闹地震，不能在屋里住，袁霞一家便在操场上搭起抗震棚，住了半个多月。在唐山大地震中，袁霞也有亲友不幸遇难。袁霞在唐山的一个亲姨妈带着孙女住在里屋，结果地震时里屋的墙塌了，姨妈和孙女都遇难了。还有，袁霞所在部队政委的岳母刚好从部队回唐山，也不幸遇难。
谢铁骊遭遇“地震棚事件”
说来未免荒唐，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就是因为是否住抗震棚的问题，谢导的电影竟有根有据的和地震扯上了关系。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的夫人王遐聊起唐山地震发生后他们所遭遇的一段特殊经历时，真是感慨万千王遐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谢铁骊一家住在北影宿舍。地震前，她看见天边亮得不得了，正在不知道为什么时，当时住他们家楼上的北影行政处处长从二楼跑下来，大喊地震了，快出来王遐一听，就赶快和谢铁骊及在家的小女儿跑了出来那时别的孩子在部队当兵。因为跑得太急，他们来不及穿外衣，只好披着毯子。当谢铁骊一家跑到院子时，看到好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地震了怎么没有预报接着余震不断，家是不敢回去住了。第二天，人们就开始在院子里搭帐篷。但是帐篷既潮又有蚊子咬，还没有灯，很不方便。由于谢铁骊家住在一楼，觉得北京又不是地震中心，就决定还是回家住。他们知道住卧室有危险，厨房结构比较结实，就在那里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睡觉用，桌子底下铺上草，准备有紧急情况就暂时钻到桌下躲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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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招来了麻烦。因为当时每个单位随时都要向上级报告抗震救灾的情况，当时的北影领导得知谢铁骊一家不睡抗震棚而睡在家中，便认为发现了重大问题，于是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地震后组织上很关心大家，尽力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但是谢某人对抗组织的号召，带领全家住在厨房里，睡在饭桌上，这个行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万一出了事故不就是把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推到组织身上了吗
这番话今天听起来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不就是不住地震棚吗和对抗党中央有什么关系就连当时的群众也很不服气，有些同情谢导一家的人说，这有什么，不是正好不给组织添麻烦吗倔强的谢导也对家人说，不理他，就睡在这儿。于是一家人仍然睡在饭桌上，领导一看谢铁骊“死不改悔”，就向上级报告说北影厂对上级组织的关心很感动，只有谢铁骊不听指挥，竟公然带领全家睡在厨房里。
其实，一个睡不睡抗震棚的普通问题被上纲上线是事出有因。在“文革”后期，谢铁骊拍摄了反映海岛女民兵成长历程的故事片海霞。海霞拍出来后，先是有人指责影片导演违背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后来又被认定为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作。本来是创作问题，却卷入上层的重大斗争，有人劝谢铁骊给**写封认罪书也许就免了灾难。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好心，但谢铁骊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罪于是就是不写认罪书。最后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由他出面解决了海霞的问题。没想到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谢铁骊被隔离起来，又让他交代给**写信的情况。
当时，谢铁骊看透了那些逼他交代问题的人的用意。他们对主席的批示不敢怎么样，就想让谢铁骊把给主席的信公布出来，组织人进行批判，然后再往上报告。于是，谢铁骊就咬定了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就是不写交代材料。
事情就僵持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些惯于整人的领导也暂时顾不得海霞一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谢铁骊，总想着找点碴儿，这才发生了地震棚事件。后来，谢导为了应付对不住地震棚行为的检查治理，偶尔还要去地震棚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
当震情缓解后，地震棚事件也似乎被淡忘了，但海霞事件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震一结束，对谢导的批判又开始了。厂里开了无数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让谢导写检讨。谢导说自己眼睛不好，还是不理那一套。
由于谢铁骊的不配合，“四人帮”及其爪牙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决定在1976年10月12日开批判大会并宣布逮捕谢铁骊、钱江、王昆和李德伦。谢铁骊得到消息后非常平静，他对自己未来的险恶处境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被逮捕后的去处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一个是秦城监狱，于是他从容不迫的开始在家里做准备。作为早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十年内战的残酷环境都经过了，还在乎这个
然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还没等到10月12日到来，1976年10月6日要抓人的人先被抓了，“四人帮”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四人帮”倒台的第三天，谢导家就恢复了电话。
严寄洲夫人王荣华：地震时仍在加班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著名导演严寄洲没在北京，而他的家人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提起那段特殊的经历，严寄洲导演的夫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剪辑师王荣华深有感触地震时，我们住在莲花池的酱油房，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莲花池“文革”前是八一厂的副食基地，做酱油，做豆腐等，当时我们住的酱油房只是一间，还很破，摇摇欲坠。后来又给了一间旁边招待所的房子，儿子在那儿住。因为平时睡眠不好，地震前一天晚上我吃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睡梦中被儿子的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紧起来开门，感觉地面晃得厉害，而且门也打不开了，等剧烈的晃动稍微缓和了一些，才将门打开跑到院子里。当时天还没亮，我们在院里待到快天亮时才敢回屋子。
当时八一厂被视为最坏的一批牛鬼蛇神都在莲花池，我们全家就是被扫地出门赶到那里的。因为当时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离开八一厂时我们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书架，所以地震后想搭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厂里给了一部分料，搭了一个类似今天自由市场那样的大棚子，莲花池的男男女女都住在那儿，做饭再回各自搭的小厨房。在大棚中每家有一块地方，支着蚊帐，睡觉也不脱衣服，因为大棚实际上离酱油房很近，怕酱油房倒了给砸在里面。我们每人打一个小包，里面是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了情况抓起来就跑。同住一个大棚子里，大家相处得很好，互相都很体谅，因为都是相同的遭遇。这样折腾了有一两个月。当时由于仍要剪辑片子，我得经常在单位加班。剪辑房倒是挺结实，据说能抗67级地震，可地震来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剪辑房在四层楼，反正也出不去，听天由命吧无奈之下，我也想了个逃生方式，有情况就往厕所跑，厕所空间小，受伤的可能性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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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3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地震后八一厂拍了部影片震，就是描写地震的，里面写邓小平是“走资派”，结果影片未完成“四人帮”垮台了，就重新改本子。震大部分场景是在摄影棚拍的，也到唐山拍了一些外景。我跟着去了唐山。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真惨啊，我看到一块块预制板倒塌，人就像压在里面的馅儿一样，那惨景我真不忍心、不愿意看。因为当时严寄洲还没有被解放，我受丈夫很多牵连，再加上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被折腾得够呛，心情很灰，因此对于那些残酷的场面我一般都避开，但影片震的摄影师陈俊看了很多。
陈俊：遭遇劫难的唐山惨不忍睹地震时陈俊感到家里房子的砖好像都散了架，像坦克在窗下驶过。陈俊家在四楼，他最先跑到楼下，大喊地震了，大家慌慌张张都跑下楼来，情急之下，人们大都来不及穿外衣，有些女同志只穿着三角裤衩。地震后不久，为拍摄影片震陈俊去了唐山，那情景惨不忍睹我们去唐山时，住在帐篷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更让人的心灵难以承受的是那一幕幕震后惨状：死的人就埋在绿化带里，一下雨，胳膊都出来了。味道很大，整天消毒，但有警卫部队。纪律很严明，有些人趁机抢东西，比如手表之类，警卫就开枪。地震中最惨的是一些大学生，地震前一天买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回家，结果地震中被砸死了。有一个开滦煤矿的头头，回到家里，听到了被砸在废墟里的老婆孩子的对话，妈妈说，你们安静点，爸爸一定会救我们。他虽然听到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重的预制板他搬不起来。家人就这样在废墟中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孩子小提琴拉得很好，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后，他一听到提琴的声音就要昏过去。
葛存壮回京受阻，妻女面包车借宿葛存壮地震时不在北京，却同样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他说，那段经历一是心里受惊，二是回京受阻地震时，我正和北影的演员张力维在长影拍电影雁鸣湖畔。电影拍完了，长影给我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也收拾好了东西。那天，我们坐上车，司机已经发动车子准备送我们去火车站，正在这时，远远地，只见雁鸣湖畔剧组的党支部书记跑来，大声冲我们喊，你们不要回北京了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北京地震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北京地震了我惊得心中乱跳，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回北京去，那里是我的家啊
赶到火车站，得到的是一个让人沮丧又无奈的消息：由于地震，长春到北京的火车已经停运了。拿着票却走不成了，我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我抄起电话就给北影厂打因为那时家里也都没有电话。也许因为是搞电影的，我拿起电话时，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画面，倒塌的楼，砸死的人群，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多亏那时年轻，你想30年前呢，要是搁现在，我又有高血压，非犯病不可。
我打通了北影的总机，告知我是葛存壮，现在人在长影回不去了，听说北京地震了，然后就问厂里怎么样了。那个年代都是把集体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别笑话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当然我更惦记家里的情况。总机接线员告诉我，现在所有的人都搬到外边住了，在北影大摄影棚的广场上。你放心，全厂职工都安全。我这时的心真是忽悠一下就放下来了，好像石头落了地，但还是想能尽早回北京，于是就先坐火车到沈阳，然后便厚着脸皮求助于沈阳机场，那个年代飞机票是不能随便买的。虽然知道家中人很安全，但毕竟是一场地震，回家的心情很急切。就这样，坐飞机回到了北京。一进北影厂，看到同事和熟悉的人就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直奔广场找自己的“家”，好不容易找到后，心里也感到酸溜溜的。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小棚子。那时葛优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没回来，我回来后就尽可能把棚子搞得好一些，因为那时正是雨季，便找了很多木板垫上。
葛存壮的归来，让妻子施文心如释重负。回忆起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她无不感慨系之地震时，葛优在插队，老葛在长春拍电影，就我和女儿在家。当时我们住在三楼。地震那天，睡到半夜我被惊醒，觉得屋子里有声音乱响，很害怕，以为是坏人入室盗窃，就悄悄推醒女儿：“你听，什么声音”15岁的女儿马上反映说是地震，没穿鞋就往楼下跑。我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穿外衣，但感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穿着裤衩背心也跑下了楼。
在我往外跑的时候，听到对门邻居也在喊，地震了，快跑啊我们跑出去不多久，天就亮了。我因为只穿着裤衩背心觉得非常难为情，只好蹲在地上，真是狼狈极了。因为不敢上楼拿衣服，我就求家住一楼的邻居帮个忙，邻居回家给我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穿好后总算敢站起来了。这时余震不断，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就跑到厂区一座二层楼的门口避雨。那时的人真是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地震，我看到有人搬把椅子坐在外边，打着伞。但是总这样耗着不睡觉也受不了，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回家拿了一把躺椅和一点东西下来，当时另外一个同事也带着女儿，我们两家就在楼门口过夜。大人都不敢睡着，当时就想露宿街头的滋味真不好受，没有房子真可怜。第二天，发现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主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就想进去住，于是有人想办法打开了车锁，我们就住进去了。由于是夏天，蚊子特多，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椅子上躺着就睡着了，总算睡了一个踏实觉。后来北影厂因为自己有木头、油毡，就发给职工搭棚子。我和女儿身单力薄，只能凑凑合合搭了一个，棚子搭好后葛存壮才回来，总算有了帮手，棚子像样多了，我们把煤气罐从楼上搬了下来做饭。这时候葛优也放假回来了，又赶上下大雨，葛优就用塑料布把棚子都围起来。就这样，我们在抗震棚里住了很长时间，记得直到中秋节还在那儿住，当然这期间对棚子又进行了加工，看上去比原先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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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4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当女儿长大后，一次聊天中我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经历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她居然说是地震。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不用上学啊。是啊，那时家家都有抗震棚，孩子们互相串门也方便，也免了做作业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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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剧组唐山落难记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远馨1976年7月27日，电影金光大道剧组在河北省蓟县拍完在当地外景地的最后一个镜头，然而就在准备转场赴北京继续拍片之际，在距该外景地不足100公里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文革”中后期，在那“横扫一切”的疾风暴雨刚刚收敛的单色岁月，根据作家浩然同名小说改编、带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电影金光大道上集上映后一炮打响，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力作，红遍全国。于是，全剧组人员再接再厉，准备继续拍摄金光大道的中集和下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前期准备，1976年5月，影片金光大道中集开拍。万没想到，此次拍摄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天灾**。影片男主角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对多事之秋的1976年，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1976年春天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位主要演员在北京讨论、修改剧本期间，关于**“红都女皇”的“传闻”在社会上悄然而起。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大家对从北京听来的“传闻”议论纷纷。不久，吉林省就开始追查，最终锁定“谣言”的根源在长影金光大道演员剧组，遂吩咐组长梁音组织召开调查会。演员们都到齐了，梁音组长发言了：“现在外面有些关于红都女皇的传言，影响到咱们这儿，你们都听说过没有呀反正我是没听你们说过。”梁音的开场白一下定下了组里“没有人散布过谣言”的调子，大家赶紧“就坡下驴”，一致否认曾听过、议论过“传闻”。
虽然调查未果，但上面依然查得很紧。剧组刚到河北蓟县外景地拍戏，长影就来人了，还带着两个“公安”。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片中扮演鼓吹“发财致富”村长张金发的演员马精武嘀咕着：“完了，准是来抓我的，就我这嘴，把不住门。”然而最终被警察抓走的是河南话剧团的演员、在片中扮演邓久宽的杨守林因为在“四。五**事件”之后，他从北京回河南，在当地参与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挂上了号，河南省公安厅专程来抓他押解回河南。看到正直地杨守林即将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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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那让人惊恐的剧烈震动，我们不敢再回到房子里住，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把贵重的东西放在一个小包里随身带着，便开始了户外生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从部队回来了，和高保成的儿子一起在楼下找了块空地，用塑料布支了个棚子那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这时，我心里更放心不下的是住在城里地安门鼓楼附近的婆婆，不知老人家在地震中是否受了惊吓。婆婆没有女儿，我这做儿媳的就是女儿。我急匆匆赶往婆婆的住处，到了鼓楼附近，我竟有些搞不准方位：这一带全变成了“棚户区”，在一片各式各样的地震棚丛林中，熟悉的地安门商场也不见了。婆婆当然没在家里，可附近也没找到，我吓坏了。满街的棚子满街的人，可到哪儿去找呀我心急火燎地到处找，谢天谢地，最后总算在一处找到了坐在铺着破报纸地上的婆婆。
我的儿子杨雪培当时在基建工程兵当放映员，他们团唐山地震后去给当地煤矿排水，雪培就给排水的部队放电影，因为他是八一厂的子弟，部队还派他回北京借片子。地震那年，因为表现出色，他立了两个三等功。
袁霞被震醒了，以为震中在包头谈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演员袁霞将记忆的帷幕拉开到30年前的那个夏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袁霞当时已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被下放到了包头空军高炮队，在政治部文化科当科长。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包头震感很强烈，当时是凌晨，感觉床在晃，她就开了灯，她家窗户上有一盆吊兰，这时发现吊兰也在晃，袁霞便知道是地震了。1966年在山西搞四清时，袁霞遇上了邢台地震，所以对地震并不陌生。
这一次地震，又让袁霞赶上了。当时袁霞爱人的部队在山西，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包头，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家中还有个外甥女帮助她带孩子。被震醒时，袁霞以为包头就是震中区，赶紧披着衣服抱起孩子从二楼往楼下跑，跑到楼下，见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那时人们没有什么防震知识，都挺惊慌的。袁霞记得唐山地震后第二天，好多人就把啤酒瓶子倒扣在地上，认为如发生地震瓶子倒了发出声响，就能起到报警的作用。于是袁霞也在家中将瓶口朝下，放了两三个酒瓶子。结果，孩子夜里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把瓶子踢倒了，袁霞被惊醒，抱着孩子、招呼着家人就往外跑，跑到楼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家虚惊一场。对地震的恐慌让袁霞不敢在包头再住下去了，于是决定带着孩子去山西找爱人、躲地震。没想到，山西也在闹地震，不能在屋里住，袁霞一家便在操场上搭起抗震棚，住了半个多月。在唐山大地震中，袁霞也有亲友不幸遇难。袁霞在唐山的一个亲姨妈带着孙女住在里屋，结果地震时里屋的墙塌了，姨妈和孙女都遇难了。还有，袁霞所在部队政委的岳母刚好从部队回唐山，也不幸遇难。
谢铁骊遭遇“地震棚事件”
说来未免荒唐，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就是因为是否住抗震棚的问题，谢导的电影竟有根有据的和地震扯上了关系。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的夫人王遐聊起唐山地震发生后他们所遭遇的一段特殊经历时，真是感慨万千王遐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谢铁骊一家住在北影宿舍。地震前，她看见天边亮得不得了，正在不知道为什么时，当时住他们家楼上的北影行政处处长从二楼跑下来，大喊地震了，快出来王遐一听，就赶快和谢铁骊及在家的小女儿跑了出来那时别的孩子在部队当兵。因为跑得太急，他们来不及穿外衣，只好披着毯子。当谢铁骊一家跑到院子时，看到好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地震了怎么没有预报接着余震不断，家是不敢回去住了。第二天，人们就开始在院子里搭帐篷。但是帐篷既潮又有蚊子咬，还没有灯，很不方便。由于谢铁骊家住在一楼，觉得北京又不是地震中心，就决定还是回家住。他们知道住卧室有危险，厨房结构比较结实，就在那里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睡觉用，桌子底下铺上草，准备有紧急情况就暂时钻到桌下躲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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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招来了麻烦。因为当时每个单位随时都要向上级报告抗震救灾的情况，当时的北影领导得知谢铁骊一家不睡抗震棚而睡在家中，便认为发现了重大问题，于是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地震后组织上很关心大家，尽力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但是谢某人对抗组织的号召，带领全家住在厨房里，睡在饭桌上，这个行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万一出了事故不就是把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推到组织身上了吗
这番话今天听起来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不就是不住地震棚吗和对抗党中央有什么关系就连当时的群众也很不服气，有些同情谢导一家的人说，这有什么，不是正好不给组织添麻烦吗倔强的谢导也对家人说，不理他，就睡在这儿。于是一家人仍然睡在饭桌上，领导一看谢铁骊“死不改悔”，就向上级报告说北影厂对上级组织的关心很感动，只有谢铁骊不听指挥，竟公然带领全家睡在厨房里。
其实，一个睡不睡抗震棚的普通问题被上纲上线是事出有因。在“文革”后期，谢铁骊拍摄了反映海岛女民兵成长历程的故事片海霞。海霞拍出来后，先是有人指责影片导演违背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后来又被认定为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作。本来是创作问题，却卷入上层的重大斗争，有人劝谢铁骊给**写封认罪书也许就免了灾难。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好心，但谢铁骊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罪于是就是不写认罪书。最后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由他出面解决了海霞的问题。没想到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谢铁骊被隔离起来，又让他交代给**写信的情况。
当时，谢铁骊看透了那些逼他交代问题的人的用意。他们对主席的批示不敢怎么样，就想让谢铁骊把给主席的信公布出来，组织人进行批判，然后再往上报告。于是，谢铁骊就咬定了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就是不写交代材料。
事情就僵持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些惯于整人的领导也暂时顾不得海霞一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谢铁骊，总想着找点碴儿，这才发生了地震棚事件。后来，谢导为了应付对不住地震棚行为的检查治理，偶尔还要去地震棚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
当震情缓解后，地震棚事件也似乎被淡忘了，但海霞事件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震一结束，对谢导的批判又开始了。厂里开了无数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让谢导写检讨。谢导说自己眼睛不好，还是不理那一套。
由于谢铁骊的不配合，“四人帮”及其爪牙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决定在1976年10月12日开批判大会并宣布逮捕谢铁骊、钱江、王昆和李德伦。谢铁骊得到消息后非常平静，他对自己未来的险恶处境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被逮捕后的去处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一个是秦城监狱，于是他从容不迫的开始在家里做准备。作为早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十年内战的残酷环境都经过了，还在乎这个
然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还没等到10月12日到来，1976年10月6日要抓人的人先被抓了，“四人帮”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四人帮”倒台的第三天，谢导家就恢复了电话。
严寄洲夫人王荣华：地震时仍在加班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著名导演严寄洲没在北京，而他的家人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提起那段特殊的经历，严寄洲导演的夫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剪辑师王荣华深有感触地震时，我们住在莲花池的酱油房，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莲花池“文革”前是八一厂的副食基地，做酱油，做豆腐等，当时我们住的酱油房只是一间，还很破，摇摇欲坠。后来又给了一间旁边招待所的房子，儿子在那儿住。因为平时睡眠不好，地震前一天晚上我吃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睡梦中被儿子的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紧起来开门，感觉地面晃得厉害，而且门也打不开了，等剧烈的晃动稍微缓和了一些，才将门打开跑到院子里。当时天还没亮，我们在院里待到快天亮时才敢回屋子。
当时八一厂被视为最坏的一批牛鬼蛇神都在莲花池，我们全家就是被扫地出门赶到那里的。因为当时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离开八一厂时我们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书架，所以地震后想搭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厂里给了一部分料，搭了一个类似今天自由市场那样的大棚子，莲花池的男男女女都住在那儿，做饭再回各自搭的小厨房。在大棚中每家有一块地方，支着蚊帐，睡觉也不脱衣服，因为大棚实际上离酱油房很近，怕酱油房倒了给砸在里面。我们每人打一个小包，里面是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了情况抓起来就跑。同住一个大棚子里，大家相处得很好，互相都很体谅，因为都是相同的遭遇。这样折腾了有一两个月。当时由于仍要剪辑片子，我得经常在单位加班。剪辑房倒是挺结实，据说能抗67级地震，可地震来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剪辑房在四层楼，反正也出不去，听天由命吧无奈之下，我也想了个逃生方式，有情况就往厕所跑，厕所空间小，受伤的可能性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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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3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地震后八一厂拍了部影片震，就是描写地震的，里面写邓小平是“走资派”，结果影片未完成“四人帮”垮台了，就重新改本子。震大部分场景是在摄影棚拍的，也到唐山拍了一些外景。我跟着去了唐山。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真惨啊，我看到一块块预制板倒塌，人就像压在里面的馅儿一样，那惨景我真不忍心、不愿意看。因为当时严寄洲还没有被解放，我受丈夫很多牵连，再加上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被折腾得够呛，心情很灰，因此对于那些残酷的场面我一般都避开，但影片震的摄影师陈俊看了很多。
陈俊：遭遇劫难的唐山惨不忍睹地震时陈俊感到家里房子的砖好像都散了架，像坦克在窗下驶过。陈俊家在四楼，他最先跑到楼下，大喊地震了，大家慌慌张张都跑下楼来，情急之下，人们大都来不及穿外衣，有些女同志只穿着三角裤衩。地震后不久，为拍摄影片震陈俊去了唐山，那情景惨不忍睹我们去唐山时，住在帐篷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更让人的心灵难以承受的是那一幕幕震后惨状：死的人就埋在绿化带里，一下雨，胳膊都出来了。味道很大，整天消毒，但有警卫部队。纪律很严明，有些人趁机抢东西，比如手表之类，警卫就开枪。地震中最惨的是一些大学生，地震前一天买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回家，结果地震中被砸死了。有一个开滦煤矿的头头，回到家里，听到了被砸在废墟里的老婆孩子的对话，妈妈说，你们安静点，爸爸一定会救我们。他虽然听到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重的预制板他搬不起来。家人就这样在废墟中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孩子小提琴拉得很好，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后，他一听到提琴的声音就要昏过去。
葛存壮回京受阻，妻女面包车借宿葛存壮地震时不在北京，却同样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他说，那段经历一是心里受惊，二是回京受阻地震时，我正和北影的演员张力维在长影拍电影雁鸣湖畔。电影拍完了，长影给我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也收拾好了东西。那天，我们坐上车，司机已经发动车子准备送我们去火车站，正在这时，远远地，只见雁鸣湖畔剧组的党支部书记跑来，大声冲我们喊，你们不要回北京了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北京地震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北京地震了我惊得心中乱跳，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回北京去，那里是我的家啊
赶到火车站，得到的是一个让人沮丧又无奈的消息：由于地震，长春到北京的火车已经停运了。拿着票却走不成了，我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我抄起电话就给北影厂打因为那时家里也都没有电话。也许因为是搞电影的，我拿起电话时，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画面，倒塌的楼，砸死的人群，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多亏那时年轻，你想30年前呢，要是搁现在，我又有高血压，非犯病不可。
我打通了北影的总机，告知我是葛存壮，现在人在长影回不去了，听说北京地震了，然后就问厂里怎么样了。那个年代都是把集体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别笑话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当然我更惦记家里的情况。总机接线员告诉我，现在所有的人都搬到外边住了，在北影大摄影棚的广场上。你放心，全厂职工都安全。我这时的心真是忽悠一下就放下来了，好像石头落了地，但还是想能尽早回北京，于是就先坐火车到沈阳，然后便厚着脸皮求助于沈阳机场，那个年代飞机票是不能随便买的。虽然知道家中人很安全，但毕竟是一场地震，回家的心情很急切。就这样，坐飞机回到了北京。一进北影厂，看到同事和熟悉的人就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直奔广场找自己的“家”，好不容易找到后，心里也感到酸溜溜的。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小棚子。那时葛优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没回来，我回来后就尽可能把棚子搞得好一些，因为那时正是雨季，便找了很多木板垫上。
葛存壮的归来，让妻子施文心如释重负。回忆起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她无不感慨系之地震时，葛优在插队，老葛在长春拍电影，就我和女儿在家。当时我们住在三楼。地震那天，睡到半夜我被惊醒，觉得屋子里有声音乱响，很害怕，以为是坏人入室盗窃，就悄悄推醒女儿：“你听，什么声音”15岁的女儿马上反映说是地震，没穿鞋就往楼下跑。我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穿外衣，但感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穿着裤衩背心也跑下了楼。
在我往外跑的时候，听到对门邻居也在喊，地震了，快跑啊我们跑出去不多久，天就亮了。我因为只穿着裤衩背心觉得非常难为情，只好蹲在地上，真是狼狈极了。因为不敢上楼拿衣服，我就求家住一楼的邻居帮个忙，邻居回家给我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穿好后总算敢站起来了。这时余震不断，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就跑到厂区一座二层楼的门口避雨。那时的人真是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地震，我看到有人搬把椅子坐在外边，打着伞。但是总这样耗着不睡觉也受不了，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回家拿了一把躺椅和一点东西下来，当时另外一个同事也带着女儿，我们两家就在楼门口过夜。大人都不敢睡着，当时就想露宿街头的滋味真不好受，没有房子真可怜。第二天，发现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主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就想进去住，于是有人想办法打开了车锁，我们就住进去了。由于是夏天，蚊子特多，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椅子上躺着就睡着了，总算睡了一个踏实觉。后来北影厂因为自己有木头、油毡，就发给职工搭棚子。我和女儿身单力薄，只能凑凑合合搭了一个，棚子搭好后葛存壮才回来，总算有了帮手，棚子像样多了，我们把煤气罐从楼上搬了下来做饭。这时候葛优也放假回来了，又赶上下大雨，葛优就用塑料布把棚子都围起来。就这样，我们在抗震棚里住了很长时间，记得直到中秋节还在那儿住，当然这期间对棚子又进行了加工，看上去比原先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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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电影人4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当女儿长大后，一次聊天中我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经历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她居然说是地震。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不用上学啊。是啊，那时家家都有抗震棚，孩子们互相串门也方便，也免了做作业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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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剧组唐山落难记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远馨1976年7月27日，电影金光大道剧组在河北省蓟县拍完在当地外景地的最后一个镜头，然而就在准备转场赴北京继续拍片之际，在距该外景地不足100公里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文革”中后期，在那“横扫一切”的疾风暴雨刚刚收敛的单色岁月，根据作家浩然同名小说改编、带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电影金光大道上集上映后一炮打响，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力作，红遍全国。于是，全剧组人员再接再厉，准备继续拍摄金光大道的中集和下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前期准备，1976年5月，影片金光大道中集开拍。万没想到，此次拍摄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天灾**。影片男主角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对多事之秋的1976年，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1976年春天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位主要演员在北京讨论、修改剧本期间，关于**“红都女皇”的“传闻”在社会上悄然而起。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大家对从北京听来的“传闻”议论纷纷。不久，吉林省就开始追查，最终锁定“谣言”的根源在长影金光大道演员剧组，遂吩咐组长梁音组织召开调查会。演员们都到齐了，梁音组长发言了：“现在外面有些关于红都女皇的传言，影响到咱们这儿，你们都听说过没有呀反正我是没听你们说过。”梁音的开场白一下定下了组里“没有人散布过谣言”的调子，大家赶紧“就坡下驴”，一致否认曾听过、议论过“传闻”。
虽然调查未果，但上面依然查得很紧。剧组刚到河北蓟县外景地拍戏，长影就来人了，还带着两个“公安”。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片中扮演鼓吹“发财致富”村长张金发的演员马精武嘀咕着：“完了，准是来抓我的，就我这嘴，把不住门。”然而最终被警察抓走的是河南话剧团的演员、在片中扮演邓久宽的杨守林因为在“四。五**事件”之后，他从北京回河南，在当地参与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挂上了号，河南省公安厅专程来抓他押解回河南。看到正直地杨守林即将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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