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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2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既不是**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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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2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既不是**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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