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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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孜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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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危机中序
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有六大危机困扰着我们,任何危机若不妥善解决,都足可以毁灭改革的成果,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都可招致无穷的损失: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无法无天的制度性**,强大的就业压力和疲软的市场,萎顿迟缓的民主进程,难以到位的法制建设,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更可怕的是,我们处在一个险象环生的困境中,而许多人竟然麻木而不自知。本书便是对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生猛的批判,细致的实证,可能的建设。
中国教育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与文化及制度的其它诸方面一样,走上了一条被动的现代化历程,尽管有无数的人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却是全方位的,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无论从效率不高,且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包括行政决策,校长任命,学校管理,考试制度,评价系统,经费拔给及其运用等方面,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展望主编扎古尔摩西所言,“教育制度往往具有排它性、闭关自守和缺少自我批评的特点”还是教育目的观的陈旧偏颇,忽视个人利益,缺少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用整体利益来巧妙地代替个人利益等等,都足以使中国教育举步不前。不只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老师惩处学生,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充分显示出他们超凡的“想象力”,虽然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理由”。许多教育法规形同虚设,也是我们将法律视为玩具,任意解释法律,司法**等等一系列法律工具主义做法的总爆发。
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公民,我知道自己的权利常被莫名其妙的侵犯,但有时你还不易找到“元凶”,即便偶尔找到了“元凶”,也是毫无办法。因此我本能地,甚至是颇具切肤之痛地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所受之教育尽量减少其缺陷。我的幸运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可以自由地目前自然是不可能做到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从投资和管理行为上来看,教育是政府行为,但教育事关所有个人的利益,公民的福祉,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因此,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对教育发表自己**的见解,何况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理应真正为造福民众的教育服务。而现今的义务教育之走样,许多人还在企盼能够接受杯水车薪的“希望工程”尽管我极为赞赏社会的爱心,我本人甚至愿给各位捐款者鞠躬,但我们不能因感动于捐款者的爱心甚至我们自己的泪水,而忘记政府应负的责任,像落泪是金这样的书都免不了如此的“负作用”适足以反证政府在贯彻“人人都应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民教育”方面,亦即义务教育的公正与平等方面,有不少欠缺,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及阶层性贫富分化,是值得深切反省的。如果仅仅是因为钱不够,那么请问,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贪官污吏的巨额资产从何而来为什么不能从改进现存制度弊端的角度出发,来对制度性**加以根绝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因此获救。
常识告诉我们,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治病,而病人不可能按医书生病。那么,中国教育这个“病人”,还会生出什么样的病,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更不是本书所能预演的。我从来都不喜欢杜撰一个“理想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预先设计好的,被称为完美制度的亏太多了,尽管我在本书中对教育尽量多地做一些可能的建设。削足适履的蠢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我们今后能否少做两件这要取决于那些富于理性而科学的常识,是否更多地为民众所知晓和掌握。而要获得这些常识,不用问,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常识的常识。
1999年1月22日于成都
序章救救中国教育
冉云飞
教育的任务乃是设法去了解我们当前处身于其中的世界,并从事明智的抉择。
舒马赫
我们天天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的危机感、威胁感,是太过薄弱了。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盲目乐观,胡乱吹捧,姿意妄为,自欺欺人,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几多恶果
何博传
1
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这种警策之语,实在使听者五内沸腾,于心戚戚,必欲腾播众口,以醒更多麻木之人而后快。我们暂且不管此话偏激与否,但它至少透露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中国的教育到今天已面临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为个人进步与幸福算计,为国家民族未来着想,而解决这种危机于我们已刻不容缓。
一位学者断言:有饥饿感的人一定消化得好,有紧迫感的人一定效率高,有危机感的人一定进步快。这样看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缓慢,固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条便是与没有痛彻骨髓的危机感有关。因为我们喜欢喜鹊睁眼说瞎话的“形势一派大好”,而不像西方文化里注重乌鸦预言的万劫不复的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使得喜鹊过甚,而乌鸦太少,即便偶有对现实社会的指陈,也多半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样,先上戴上一个“盛世”的高帽,接着再来“危言”一番。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过像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类的书,更出现过中国问题学家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这样振聋发聩的著作,可惜这一切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已成绝响。中国知识界更是流行着“启蒙过时论”,像现代化的陷阱这样忧时患世的著作,是少之又少。其时说启蒙在中国过时的人,真是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大功夫以及让人生畏的勇气。而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一系列的乌鸦的聒噪声,可以说是一部预言和揭橥危机的历史,从赫西俄德开始,我们可以开列一系列长长的名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马尔萨斯、斯宾格勒等。而在危机四伏的当今,更是不管乏成天说世界陷入危机泥淖中的人,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奥雷利奥佩西的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等等,实在是指不胜屈。
做一只喜鹊固然更省事,而且会立马得到当下体制对我们的赏赐。但是如果忽略我们周遭的危机,险象环生的危局,那么我们或许连做一只喜鹊的机会也会被各种深重的危机席卷而去,葬身不能自拔也不能他救的泥淖深渊,届时无药可治,才真是追悔莫及。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便宜的事,而是相反。
更加危险的是,当今“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危机是一张无法拆开的大网,是互相影响的连环套,处理某一方面的危机,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显示了危机天崩地解般的灾难性,以及山呼海啸般涌来的处理难度。而教育的危机无疑是这些危机的中心,因为教育不仅关涉到现实的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个人、群体以及一个国家光明的未来,而且更是影响社会进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和催化剂。因此解决教育方面存在着的危机,无疑是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枢纽。基于此,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加富尔曾在他提交的关于国际教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尤是在我们这个贫穷且教育并不发达的国度,应该引起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注,否则不仅个人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人权当中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将会沦为空洞的套话,恐怕就是中国的“球籍”亦将不保。1983年美国政府就曾针对自己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说过,国家处于危机中,我们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虽与美国不同,但绝对不会少,而且似乎更加棘手。
中国教育的危机是全面而深重的,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撮其大要:计有教育体制的**僵化,譬如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校办社会”;提倡效忠的奴化教育观,浸透着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以及植入骨髓的动物式的实用主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及其相应的大肆挥霍浪费;师范教育缺乏前瞻性和整体性,师资培养的数量不足,质量堪忧,师德的严重滑坡,一方面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及薪金待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混乱,无度地高价乱收各种费用,政府虽三令五申而不能禁;教材编写的陈旧因循,不能反应人们急需的最新成果和人类进步的观念;学科的设置目光短浅,视野过于从狭窄,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无端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丧失了对社会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判能力;教学方式呆板无趣,填鸭和满堂灌无所不在,窒息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听话的木偶;学校管理人员的官员化,衙门化,冗员重多,人浮于事,师生比、生职比,严重失调,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合理且浪费甚多;“普九”义务教育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合格率、升学率,办学的软硬件设施,虚夸作假,欺上满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过于琐屑且观念陈旧,捆住了社会办教育的手脚,对私立学校表面扶持,实则制肘甚多,同时又对社会办学力量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性指导不力,存在泛滥趋势;而教育的体系从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并不配套,导致了教育畸形,人人争过“高考独木桥”,进而造成了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人才浪费的双重景观。等等。
胡适先生1925年在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会上的谈话,颇合我们面对中国教育乐观主义者时唱反调的心态,虽然我自知自己的学力不足以胜任“魔鬼辩护士”这个角色,但为国家民族未来的生存计,向人人都完全取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迈进,不惮受取笑而芹献于人:“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docatusdiaboli。中古会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对出真理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252,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又如胡适先生在非留学篇中所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2
本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十万个为什么”。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教育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事关整个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进步的重要问题,政府实在是不能在教育中推卸其重责。我们一些以教育百姓为己任的官员,常常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我们该问我们替国家做了什么,而不应问国家替我们做了什么”。这句话其实由总统说出来并不算明智,我们的官员引用就更未见有多少高明,最好能由百姓说出才能反应出人的境界;倘使我们的官员说:“我们政府不问老百姓为国家做了什么,而只问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什么”,这才显示各承其责,各行其事的分工协作精神,一个社会才能和谐而良好地运转。
而我们教育界有的官员,却禀承了官员固有的恶习,对事关百姓的教育事业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走形式主义的过场,以换取自己的官位高升,而根本不顾虚报浮夸的恶果。这当然也是上有好,下必盛焉的传统官场弊病在作怪。下面我们先来剖析一位普通教师写给中央电视台记者敬一丹的一封信:
我们小学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坐落在偏僻地带的乡村小学。总占地面积不足3亩,砖瓦结构的老式房屋低矮阴暗,墙壁四分五裂,屋面漏雨透风,令师生整日担惊受怕。仅有的13间教室容纳进7个班的400位学生,尚有45位学生借读在民房里;17位教师的小办公桌挤在两间小屋里,连身子也不能正坐,其中一间竟挤了8位教师并4个图书、仪器柜,10间小房屋意成了8户教师的安身之所;一个不足300平米的三角形操场是村民的通道;一个破烂的厕所只有8个蹲位,常常粪便无法排出,学生不能入厕;5位远途教师中午只能启用一个电饭锅,再也无处摆放一个烧菜的煤炉,因为无处午休,两位女教师有腿天天肿得有多粗。
因为这里交通闭塞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区党委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春节、“六一”孩子们很难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慰问之情。
因为这里硬件落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的重要条件“一无六有”恰恰成了“一有六无”,却巧妙地避开了次次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复核验收大关,我校所在的郊区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师生们在侥幸之余也在悄悄黯然泪下。人们眼看一批批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着与众多儿童不平等的教育熏染,一次一次呈述报告,一次次石沉大海。
百姓们不解:几年来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如数上缴,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类学校的良好环境引自声音p5657,敬一丹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像这样差的学校当然还有更差的,但愿没有因更差而“普九”达标,竟然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讽刺,由此也可以看出教育界弊端之一斑。首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甚至连“区党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像区一级这样的基层行政单位的主管和分管领导竟然不过问,就被评成了“普九”教育先进区,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区领导相隔这么近而且在实际职分范围内,都不去过问,尽管我校所在是郊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对其“普九”的复核验收也还是懒得去过问的。上面来的人,习惯被下面的人陪着检查,一路吃吃喝喝,自然是选择那些能反映其政绩的地方,让上级过目,这样那些作假的死角就始终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由此便全面达标了,于是皆大欢喜。一群乡干部在另一封写给敬一丹的信中说该县教委“普九”教育的做法,可以总结如下:弄虚作假学生流失严重,却编造假学生名册却以达标,堵塞言路教委动用公安人员制造假的接受记者采访的现场,买通关节上级一来就请大吃大喝并送礼。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此“普九”,事后各方面反应强烈:
学生说:“这样弄虚作假,我们几年的政治课白上了”
农民说:“我们辛辛苦苦劳累的钱,被他们糟蹋了不算,还毁了我们的孩子。”
一些乡干部说:“教委如此欺上瞒下,想干什么”
一些老实人说:“教委是醉翁之意不在九。”声音p7475。
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统计数字和达标项目是这样出笼的谁能够相信经过这样做假而层层上报的、有关教育的统计数据呢教育的困境无疑也受着旧有体制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要想对现今这样的教育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因为教育界这
样的形式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也是屡见不鲜。教育界固然要加大改革和整治的力度,但没有全面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要彻底根治此种弊端,不过是痴人说梦。这也清楚地表明,教育的危机与社会的其它危机盘根错节,连环相扣,非全盘梳理旧有体制不能凑效。
复次,该校教师们一次次地向上反映和呈述该校被纳入“普九”先进区的虚假与“冤枉”,可就是没有人理睬,“一次次石沉大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该校没有人去复核检查,就被各级教育部门“验收”过关了呢这些官员恐怕是有现今甚器尘上的特异功能吧。而问题反映到这些“验收”单位,他们就是充耳不闻,耳朵实在有特殊功能,因为他们听喜鹊的“形势大好”,而不喜乌鸦说出其真实困境。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一有六无”的破烂学校在他们的“检查”之下变成了“一无六有”,这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功夫让赵高也自愧弗如。再者,百姓们承担了“义务教育附加费”,却没有得到义务教育所规定的良好教育,这里反映了一个更为隐秘而深重的教育界的难题,就是“义务教育附加费”上缴后被教育界有的贪官污吏鲸吞了,他们硕大无朋的贪官之胃,来者不拒,无所不吃。这就像很多纳税人辛辛苦苦争的血汗钱上缴了国库,却被无端吃掉喝掉一样,就进入了**这个蚕蚀中国的癌症怪圈之中。朱容基说,现在是吃饭财政,许多钱被吃掉。这真是沉痛的肺腑之言。但现在的官员,哪管这许多,还是照吃照喝不误。海南省由于全省党政和事业机关严重超编,挪用和拖欠教育经费大部分是教师工资达16亿,但即便如此,官员们依然海吃猛喝,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指出:“有的贫困县一年吃喝接待费高达100多万元,平均一天就吃掉3000多元,相当于10来个普通教师一月资的总和。还有的开着公车下舞厅上酒楼,甚至进赌场,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分明是在吸人民的血汗”成都商报1998年9月28日像这样的“吸血鬼”一多,民众就是交再多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可能在有的地方也难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落实,甚至贪污和挪用现有的教育经费,将是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3
我们惯喊口号,这等名声肯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现实对我们的教育却是颇具讽刺意味,在口号震天响的地方和领域,往往是事实与口号之间差距最大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有时因了口号,人们反而忘记了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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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危机中序
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有六大危机困扰着我们,任何危机若不妥善解决,都足可以毁灭改革的成果,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都可招致无穷的损失: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无法无天的制度性**,强大的就业压力和疲软的市场,萎顿迟缓的民主进程,难以到位的法制建设,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更可怕的是,我们处在一个险象环生的困境中,而许多人竟然麻木而不自知。本书便是对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生猛的批判,细致的实证,可能的建设。
中国教育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与文化及制度的其它诸方面一样,走上了一条被动的现代化历程,尽管有无数的人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却是全方位的,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无论从效率不高,且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包括行政决策,校长任命,学校管理,考试制度,评价系统,经费拔给及其运用等方面,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展望主编扎古尔摩西所言,“教育制度往往具有排它性、闭关自守和缺少自我批评的特点”还是教育目的观的陈旧偏颇,忽视个人利益,缺少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用整体利益来巧妙地代替个人利益等等,都足以使中国教育举步不前。不只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老师惩处学生,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充分显示出他们超凡的“想象力”,虽然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理由”。许多教育法规形同虚设,也是我们将法律视为玩具,任意解释法律,司法**等等一系列法律工具主义做法的总爆发。
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公民,我知道自己的权利常被莫名其妙的侵犯,但有时你还不易找到“元凶”,即便偶尔找到了“元凶”,也是毫无办法。因此我本能地,甚至是颇具切肤之痛地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所受之教育尽量减少其缺陷。我的幸运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可以自由地目前自然是不可能做到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从投资和管理行为上来看,教育是政府行为,但教育事关所有个人的利益,公民的福祉,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因此,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对教育发表自己**的见解,何况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理应真正为造福民众的教育服务。而现今的义务教育之走样,许多人还在企盼能够接受杯水车薪的“希望工程”尽管我极为赞赏社会的爱心,我本人甚至愿给各位捐款者鞠躬,但我们不能因感动于捐款者的爱心甚至我们自己的泪水,而忘记政府应负的责任,像落泪是金这样的书都免不了如此的“负作用”适足以反证政府在贯彻“人人都应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民教育”方面,亦即义务教育的公正与平等方面,有不少欠缺,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及阶层性贫富分化,是值得深切反省的。如果仅仅是因为钱不够,那么请问,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贪官污吏的巨额资产从何而来为什么不能从改进现存制度弊端的角度出发,来对制度性**加以根绝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因此获救。
常识告诉我们,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治病,而病人不可能按医书生病。那么,中国教育这个“病人”,还会生出什么样的病,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更不是本书所能预演的。我从来都不喜欢杜撰一个“理想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预先设计好的,被称为完美制度的亏太多了,尽管我在本书中对教育尽量多地做一些可能的建设。削足适履的蠢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我们今后能否少做两件这要取决于那些富于理性而科学的常识,是否更多地为民众所知晓和掌握。而要获得这些常识,不用问,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常识的常识。
1999年1月22日于成都
序章救救中国教育
冉云飞
教育的任务乃是设法去了解我们当前处身于其中的世界,并从事明智的抉择。
舒马赫
我们天天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的危机感、威胁感,是太过薄弱了。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盲目乐观,胡乱吹捧,姿意妄为,自欺欺人,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几多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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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这种警策之语,实在使听者五内沸腾,于心戚戚,必欲腾播众口,以醒更多麻木之人而后快。我们暂且不管此话偏激与否,但它至少透露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中国的教育到今天已面临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为个人进步与幸福算计,为国家民族未来着想,而解决这种危机于我们已刻不容缓。
一位学者断言:有饥饿感的人一定消化得好,有紧迫感的人一定效率高,有危机感的人一定进步快。这样看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缓慢,固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条便是与没有痛彻骨髓的危机感有关。因为我们喜欢喜鹊睁眼说瞎话的“形势一派大好”,而不像西方文化里注重乌鸦预言的万劫不复的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使得喜鹊过甚,而乌鸦太少,即便偶有对现实社会的指陈,也多半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样,先上戴上一个“盛世”的高帽,接着再来“危言”一番。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过像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类的书,更出现过中国问题学家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这样振聋发聩的著作,可惜这一切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已成绝响。中国知识界更是流行着“启蒙过时论”,像现代化的陷阱这样忧时患世的著作,是少之又少。其时说启蒙在中国过时的人,真是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大功夫以及让人生畏的勇气。而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一系列的乌鸦的聒噪声,可以说是一部预言和揭橥危机的历史,从赫西俄德开始,我们可以开列一系列长长的名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马尔萨斯、斯宾格勒等。而在危机四伏的当今,更是不管乏成天说世界陷入危机泥淖中的人,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奥雷利奥佩西的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等等,实在是指不胜屈。
做一只喜鹊固然更省事,而且会立马得到当下体制对我们的赏赐。但是如果忽略我们周遭的危机,险象环生的危局,那么我们或许连做一只喜鹊的机会也会被各种深重的危机席卷而去,葬身不能自拔也不能他救的泥淖深渊,届时无药可治,才真是追悔莫及。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便宜的事,而是相反。
更加危险的是,当今“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危机是一张无法拆开的大网,是互相影响的连环套,处理某一方面的危机,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显示了危机天崩地解般的灾难性,以及山呼海啸般涌来的处理难度。而教育的危机无疑是这些危机的中心,因为教育不仅关涉到现实的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个人、群体以及一个国家光明的未来,而且更是影响社会进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和催化剂。因此解决教育方面存在着的危机,无疑是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枢纽。基于此,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加富尔曾在他提交的关于国际教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尤是在我们这个贫穷且教育并不发达的国度,应该引起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注,否则不仅个人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人权当中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将会沦为空洞的套话,恐怕就是中国的“球籍”亦将不保。1983年美国政府就曾针对自己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说过,国家处于危机中,我们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虽与美国不同,但绝对不会少,而且似乎更加棘手。
中国教育的危机是全面而深重的,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撮其大要:计有教育体制的**僵化,譬如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校办社会”;提倡效忠的奴化教育观,浸透着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以及植入骨髓的动物式的实用主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及其相应的大肆挥霍浪费;师范教育缺乏前瞻性和整体性,师资培养的数量不足,质量堪忧,师德的严重滑坡,一方面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及薪金待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混乱,无度地高价乱收各种费用,政府虽三令五申而不能禁;教材编写的陈旧因循,不能反应人们急需的最新成果和人类进步的观念;学科的设置目光短浅,视野过于从狭窄,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无端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丧失了对社会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判能力;教学方式呆板无趣,填鸭和满堂灌无所不在,窒息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听话的木偶;学校管理人员的官员化,衙门化,冗员重多,人浮于事,师生比、生职比,严重失调,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合理且浪费甚多;“普九”义务教育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合格率、升学率,办学的软硬件设施,虚夸作假,欺上满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过于琐屑且观念陈旧,捆住了社会办教育的手脚,对私立学校表面扶持,实则制肘甚多,同时又对社会办学力量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性指导不力,存在泛滥趋势;而教育的体系从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并不配套,导致了教育畸形,人人争过“高考独木桥”,进而造成了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人才浪费的双重景观。等等。
胡适先生1925年在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会上的谈话,颇合我们面对中国教育乐观主义者时唱反调的心态,虽然我自知自己的学力不足以胜任“魔鬼辩护士”这个角色,但为国家民族未来的生存计,向人人都完全取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迈进,不惮受取笑而芹献于人:“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docatusdiaboli。中古会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对出真理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252,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又如胡适先生在非留学篇中所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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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十万个为什么”。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教育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事关整个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进步的重要问题,政府实在是不能在教育中推卸其重责。我们一些以教育百姓为己任的官员,常常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我们该问我们替国家做了什么,而不应问国家替我们做了什么”。这句话其实由总统说出来并不算明智,我们的官员引用就更未见有多少高明,最好能由百姓说出才能反应出人的境界;倘使我们的官员说:“我们政府不问老百姓为国家做了什么,而只问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什么”,这才显示各承其责,各行其事的分工协作精神,一个社会才能和谐而良好地运转。
而我们教育界有的官员,却禀承了官员固有的恶习,对事关百姓的教育事业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走形式主义的过场,以换取自己的官位高升,而根本不顾虚报浮夸的恶果。这当然也是上有好,下必盛焉的传统官场弊病在作怪。下面我们先来剖析一位普通教师写给中央电视台记者敬一丹的一封信:
我们小学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坐落在偏僻地带的乡村小学。总占地面积不足3亩,砖瓦结构的老式房屋低矮阴暗,墙壁四分五裂,屋面漏雨透风,令师生整日担惊受怕。仅有的13间教室容纳进7个班的400位学生,尚有45位学生借读在民房里;17位教师的小办公桌挤在两间小屋里,连身子也不能正坐,其中一间竟挤了8位教师并4个图书、仪器柜,10间小房屋意成了8户教师的安身之所;一个不足300平米的三角形操场是村民的通道;一个破烂的厕所只有8个蹲位,常常粪便无法排出,学生不能入厕;5位远途教师中午只能启用一个电饭锅,再也无处摆放一个烧菜的煤炉,因为无处午休,两位女教师有腿天天肿得有多粗。
因为这里交通闭塞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区党委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春节、“六一”孩子们很难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慰问之情。
因为这里硬件落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的重要条件“一无六有”恰恰成了“一有六无”,却巧妙地避开了次次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复核验收大关,我校所在的郊区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师生们在侥幸之余也在悄悄黯然泪下。人们眼看一批批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着与众多儿童不平等的教育熏染,一次一次呈述报告,一次次石沉大海。
百姓们不解:几年来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如数上缴,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类学校的良好环境引自声音p5657,敬一丹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像这样差的学校当然还有更差的,但愿没有因更差而“普九”达标,竟然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讽刺,由此也可以看出教育界弊端之一斑。首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甚至连“区党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像区一级这样的基层行政单位的主管和分管领导竟然不过问,就被评成了“普九”教育先进区,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区领导相隔这么近而且在实际职分范围内,都不去过问,尽管我校所在是郊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对其“普九”的复核验收也还是懒得去过问的。上面来的人,习惯被下面的人陪着检查,一路吃吃喝喝,自然是选择那些能反映其政绩的地方,让上级过目,这样那些作假的死角就始终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由此便全面达标了,于是皆大欢喜。一群乡干部在另一封写给敬一丹的信中说该县教委“普九”教育的做法,可以总结如下:弄虚作假学生流失严重,却编造假学生名册却以达标,堵塞言路教委动用公安人员制造假的接受记者采访的现场,买通关节上级一来就请大吃大喝并送礼。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此“普九”,事后各方面反应强烈:
学生说:“这样弄虚作假,我们几年的政治课白上了”
农民说:“我们辛辛苦苦劳累的钱,被他们糟蹋了不算,还毁了我们的孩子。”
一些乡干部说:“教委如此欺上瞒下,想干什么”
一些老实人说:“教委是醉翁之意不在九。”声音p7475。
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统计数字和达标项目是这样出笼的谁能够相信经过这样做假而层层上报的、有关教育的统计数据呢教育的困境无疑也受着旧有体制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要想对现今这样的教育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因为教育界这
样的形式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也是屡见不鲜。教育界固然要加大改革和整治的力度,但没有全面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要彻底根治此种弊端,不过是痴人说梦。这也清楚地表明,教育的危机与社会的其它危机盘根错节,连环相扣,非全盘梳理旧有体制不能凑效。
复次,该校教师们一次次地向上反映和呈述该校被纳入“普九”先进区的虚假与“冤枉”,可就是没有人理睬,“一次次石沉大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该校没有人去复核检查,就被各级教育部门“验收”过关了呢这些官员恐怕是有现今甚器尘上的特异功能吧。而问题反映到这些“验收”单位,他们就是充耳不闻,耳朵实在有特殊功能,因为他们听喜鹊的“形势大好”,而不喜乌鸦说出其真实困境。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一有六无”的破烂学校在他们的“检查”之下变成了“一无六有”,这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功夫让赵高也自愧弗如。再者,百姓们承担了“义务教育附加费”,却没有得到义务教育所规定的良好教育,这里反映了一个更为隐秘而深重的教育界的难题,就是“义务教育附加费”上缴后被教育界有的贪官污吏鲸吞了,他们硕大无朋的贪官之胃,来者不拒,无所不吃。这就像很多纳税人辛辛苦苦争的血汗钱上缴了国库,却被无端吃掉喝掉一样,就进入了**这个蚕蚀中国的癌症怪圈之中。朱容基说,现在是吃饭财政,许多钱被吃掉。这真是沉痛的肺腑之言。但现在的官员,哪管这许多,还是照吃照喝不误。海南省由于全省党政和事业机关严重超编,挪用和拖欠教育经费大部分是教师工资达16亿,但即便如此,官员们依然海吃猛喝,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指出:“有的贫困县一年吃喝接待费高达100多万元,平均一天就吃掉3000多元,相当于10来个普通教师一月资的总和。还有的开着公车下舞厅上酒楼,甚至进赌场,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分明是在吸人民的血汗”成都商报1998年9月28日像这样的“吸血鬼”一多,民众就是交再多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可能在有的地方也难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落实,甚至贪污和挪用现有的教育经费,将是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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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惯喊口号,这等名声肯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现实对我们的教育却是颇具讽刺意味,在口号震天响的地方和领域,往往是事实与口号之间差距最大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有时因了口号,人们反而忘记了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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