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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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的教授”，是解放前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公认评价。1925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大肆扩展，准备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宓担任，决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在国外留学时曾见过陈寅恪，对之一见倾心：”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吴宓不止一次对外宣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对于这样的”绝顶高手”，当然不能不聘到清华来。但陈寅恪当时尚在德国留学，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吴宓就委托梁启超去找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父辈素有交往，对陈寅恪的博学与卓识早有耳闻，因此当吴宓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走进了曹云祥的办公室。
听明来意，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很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很难办了。”
梁启超有点生气，反问曹云祥：”我的著作算不算多呢”
曹云祥回答：”当然”
梁启超说：”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继续留在国外吧”
就这样，没有学位文凭，也没有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园，并且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陈寅恪又成为清华大学里唯一被中文系和历史系双聘的”合聘教授”，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学术成就斐然。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够见到清华一些著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坐在台下毕恭毕敬听课的场景。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第52节：偶像陈寅恪4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事情发生于1932年夏天，陈寅恪已确定赴北戴河度假。出发前的一天，刘文典突然来访，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请先生代拟一下国文试题”。
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国访学一年，由刘文典暂代这一职位，此时朱自清尚未回国，刘文典自然要为招生考试的事情忧心。这一命题会直接影响到众多年轻学子的前途，可不是什么随便敷衍就能完成的任务，再三思虑之下，刘文典想起了”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对于那些高深莫测的试题早已满腹牢骚。他觉得，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而不是故作深沉，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经过认真而谨慎的考虑，陈寅恪决定将作文题命为梦游清华园记，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题目。曾经游历过清华园的，直接写自己印象中的校园就可以了；而没有游历过清华园的，则可以展开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应试者没能考入清华园，那就真的成了”游园惊梦”，真可谓”一题多得”
除了这道试题，陈寅恪还专门出了两道”对对子”的题目：一道是”孙行者”，一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他看来，”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8。
刘文典知道，陈寅恪在诗联上堪称一绝，他曾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后经他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那他的学生当然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曾任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那他现在的学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了。这副妙联一时被传为佳话。
第53节：偶像陈寅恪5
但刘文典可能没有想到，陈寅恪这次所出的”对对子”的题目，竟然引发学术界一片哗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9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在热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并将之作为国文考试的文法依据。陈寅恪则认为，这是一种”认贼作父，自乱宗统”的行为。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专著。作者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幼好读，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成年后留学法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学，通晓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经过多年积累，晚年模仿印欧语系的语法写出马氏文通一书，成为我国语法学的开先河之作。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招生考试，都以这本书所主张的文法作为答题依据。
然而，陈寅恪却一直不肯认同这一”畅销书”所传达的核心理念。他凭借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特性的优势指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律，有的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法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梵文中的”语根”之说。但倘若将其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视之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对应于中文，有不合的地方，便指其为不通，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适是马氏文通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而陈寅恪的命题被认为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异议与批评”。尤其是他出的对子上联”孙行者”，有几个学生以”祖冲之”相对，已被认为是绝对了，但陈寅恪心里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胡适之”。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孙行者”这道题的创意来自苏东坡的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战国时一种狗的名字，”行”与”退”均为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均为虚字。他希望学生拿”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就是依据同样的思维路径，将之视为嵌字联，取”猢狲”两字，这对于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一种善意的调侃。
外界辩难与攻击的观点纷纭，总的来说，主要是认为，”对对子”不过是”下流玩意儿”，根本就不应拿来用作录取大学新生的考试题目。众多责难很快汇聚到了刘文典那里。他将这些声音一一反馈给了陈寅恪。
不久后，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一文，解释自己出题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再次刊出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是一篇”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的信函，发表后即被国内众多报刊转载。
陈寅恪说，在真正中国文法没有成立之前，学术界不应自欺欺人，而应寻求一个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作为暂时代用品。他个人主张采用”对对子”作为这个暂代品，因为”对对子”至少有四大功能：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第54节：偶像陈寅恪6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第55节：偶像陈寅恪7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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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的教授”，是解放前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公认评价。1925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大肆扩展，准备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宓担任，决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在国外留学时曾见过陈寅恪，对之一见倾心：”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吴宓不止一次对外宣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对于这样的”绝顶高手”，当然不能不聘到清华来。但陈寅恪当时尚在德国留学，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吴宓就委托梁启超去找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父辈素有交往，对陈寅恪的博学与卓识早有耳闻，因此当吴宓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走进了曹云祥的办公室。
听明来意，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很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很难办了。”
梁启超有点生气，反问曹云祥：”我的著作算不算多呢”
曹云祥回答：”当然”
梁启超说：”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继续留在国外吧”
就这样，没有学位文凭，也没有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园，并且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陈寅恪又成为清华大学里唯一被中文系和历史系双聘的”合聘教授”，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学术成就斐然。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够见到清华一些著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坐在台下毕恭毕敬听课的场景。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第52节：偶像陈寅恪4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事情发生于1932年夏天，陈寅恪已确定赴北戴河度假。出发前的一天，刘文典突然来访，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请先生代拟一下国文试题”。
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国访学一年，由刘文典暂代这一职位，此时朱自清尚未回国，刘文典自然要为招生考试的事情忧心。这一命题会直接影响到众多年轻学子的前途，可不是什么随便敷衍就能完成的任务，再三思虑之下，刘文典想起了”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对于那些高深莫测的试题早已满腹牢骚。他觉得，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而不是故作深沉，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经过认真而谨慎的考虑，陈寅恪决定将作文题命为梦游清华园记，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题目。曾经游历过清华园的，直接写自己印象中的校园就可以了；而没有游历过清华园的，则可以展开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应试者没能考入清华园，那就真的成了”游园惊梦”，真可谓”一题多得”
除了这道试题，陈寅恪还专门出了两道”对对子”的题目：一道是”孙行者”，一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他看来，”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8。
刘文典知道，陈寅恪在诗联上堪称一绝，他曾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后经他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那他的学生当然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曾任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那他现在的学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了。这副妙联一时被传为佳话。
第53节：偶像陈寅恪5
但刘文典可能没有想到，陈寅恪这次所出的”对对子”的题目，竟然引发学术界一片哗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9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在热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并将之作为国文考试的文法依据。陈寅恪则认为，这是一种”认贼作父，自乱宗统”的行为。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专著。作者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幼好读，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成年后留学法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学，通晓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经过多年积累，晚年模仿印欧语系的语法写出马氏文通一书，成为我国语法学的开先河之作。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招生考试，都以这本书所主张的文法作为答题依据。
然而，陈寅恪却一直不肯认同这一”畅销书”所传达的核心理念。他凭借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特性的优势指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律，有的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法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梵文中的”语根”之说。但倘若将其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视之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对应于中文，有不合的地方，便指其为不通，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适是马氏文通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而陈寅恪的命题被认为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异议与批评”。尤其是他出的对子上联”孙行者”，有几个学生以”祖冲之”相对，已被认为是绝对了，但陈寅恪心里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胡适之”。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孙行者”这道题的创意来自苏东坡的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战国时一种狗的名字，”行”与”退”均为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均为虚字。他希望学生拿”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就是依据同样的思维路径，将之视为嵌字联，取”猢狲”两字，这对于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一种善意的调侃。
外界辩难与攻击的观点纷纭，总的来说，主要是认为，”对对子”不过是”下流玩意儿”，根本就不应拿来用作录取大学新生的考试题目。众多责难很快汇聚到了刘文典那里。他将这些声音一一反馈给了陈寅恪。
不久后，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一文，解释自己出题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再次刊出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是一篇”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的信函，发表后即被国内众多报刊转载。
陈寅恪说，在真正中国文法没有成立之前，学术界不应自欺欺人，而应寻求一个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作为暂时代用品。他个人主张采用”对对子”作为这个暂代品，因为”对对子”至少有四大功能：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第54节：偶像陈寅恪6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第55节：偶像陈寅恪7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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