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你要记住，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你必须仔细观察，老百姓最喜欢上哪里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我们建造这个先贤祠，最主要的就是以老百姓为主，不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少数高贵人群的。
在先贤祠里，老百姓可以敞开心扉的玩，还能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功绩，我们的文化根源。
这里面不准任何犯罪事件的发生，不管是谁犯了这一条，杀无赦。
久而久之，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俗成的规定，任何人进入先贤祠，包括我。
在这里面都可以zì yóu自在的吃喝游玩，祭奠我们的祖先，缅怀我们的文化。
净化我们的心灵，这里面没有身份。
在这里他们可以放空身心，做回自己。
最后一阁留给慈济院，这个慈济院主要是收留那些鳏、寡、孤、独、残、病的人。
祠里面显眼的地方都设有捐款箱，每个捐款箱打开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财。
然后张榜公示，这些钱财主要用来维护先贤祠和慈济院用，当然，zhèng fǔ每年也要拨款。
而且所用的钱财一分一厘都要张榜公布出来，每个月会有审核人员审核钱财的运用。
维护人员全是志愿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辈子也行。
先贤祠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zhèng fǔ只负责管理。”
“如果罪犯躲进去了怎么办？”
“祠里又不是不能抓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发生。
但边做边改嘛，最后一定会形成俗成规定的。
当然，我希望它成为华夏民族每个人的心灵的港湾。
不管是大奸大恶，普通人、小偷、骗子、杀人犯、豪商、官员。
想到先贤祠，每个人心中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其他，这就够了。”
陈远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来，放下茶杯，对大家招了招手，笑着说道：“这鬼天气太热了。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都说说。”
“大帅，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钱建这个先贤祠呢？建一个凌烟阁不就得了。”
杨晓华边喝茶水，边问道。
陈远宏看着眼前100多个心腹，趁着这个时间，正好给大家讲一讲后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从我们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被打急眼的中国精英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隐患。
“咱们现在所遵守的社会准则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
村镇一级的主要靠宗族的统治，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
但是我以后要实行的制度，会打破宗族的统治，因为它的弊端太大。
那么粉碎了宗族的统治，基层又没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摧残。
我们在文化上就会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么宗教就会卷土重来，各种残渣会泛起。
怎么办？咱们先来讲一讲宗族。
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
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
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组织。
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sè sè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dì xià jiào huì，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
这其中尤以3.0版本的绿教为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
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或者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
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
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
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mín zú máo dùn并不会凸显。
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就从西海绿教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
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
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
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欧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
那就是你必须仔细观察，老百姓最喜欢上哪里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我们建造这个先贤祠，最主要的就是以老百姓为主，不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少数高贵人群的。
在先贤祠里，老百姓可以敞开心扉的玩，还能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功绩，我们的文化根源。
这里面不准任何犯罪事件的发生，不管是谁犯了这一条，杀无赦。
久而久之，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俗成的规定，任何人进入先贤祠，包括我。
在这里面都可以zì yóu自在的吃喝游玩，祭奠我们的祖先，缅怀我们的文化。
净化我们的心灵，这里面没有身份。
在这里他们可以放空身心，做回自己。
最后一阁留给慈济院，这个慈济院主要是收留那些鳏、寡、孤、独、残、病的人。
祠里面显眼的地方都设有捐款箱，每个捐款箱打开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财。
然后张榜公示，这些钱财主要用来维护先贤祠和慈济院用，当然，zhèng fǔ每年也要拨款。
而且所用的钱财一分一厘都要张榜公布出来，每个月会有审核人员审核钱财的运用。
维护人员全是志愿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辈子也行。
先贤祠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zhèng fǔ只负责管理。”
“如果罪犯躲进去了怎么办？”
“祠里又不是不能抓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发生。
但边做边改嘛，最后一定会形成俗成规定的。
当然，我希望它成为华夏民族每个人的心灵的港湾。
不管是大奸大恶，普通人、小偷、骗子、杀人犯、豪商、官员。
想到先贤祠，每个人心中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其他，这就够了。”
陈远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来，放下茶杯，对大家招了招手，笑着说道：“这鬼天气太热了。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都说说。”
“大帅，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钱建这个先贤祠呢？建一个凌烟阁不就得了。”
杨晓华边喝茶水，边问道。
陈远宏看着眼前100多个心腹，趁着这个时间，正好给大家讲一讲后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从我们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被打急眼的中国精英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隐患。
“咱们现在所遵守的社会准则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
村镇一级的主要靠宗族的统治，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
但是我以后要实行的制度，会打破宗族的统治，因为它的弊端太大。
那么粉碎了宗族的统治，基层又没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摧残。
我们在文化上就会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么宗教就会卷土重来，各种残渣会泛起。
怎么办？咱们先来讲一讲宗族。
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
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
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组织。
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sè sè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dì xià jiào huì，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
这其中尤以3.0版本的绿教为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
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或者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
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
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
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mín zú máo dùn并不会凸显。
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就从西海绿教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
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
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
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欧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