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锋称三荣老板为董事长，沪公司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名字就是三荣老板的。一上楼，员工们知道是我们来了，他们从各自台面那儿向我们望过来，脸上带着礼貌性的微笑，眼神里还是透着因为陌生的惊奇。我马上笑着大声说了句“大家好,我是牛叔。”
我以“牛叔”自报家门，是因阿锋昨天到机场接我们时，就已经是叫我“牛叔”的，显然，这边的负责人已经把总部谁要来的事先告诉他们了，所以我以“牛叔”自报家门也算妥当吧。
前几十年与沪上打交道历史，早已让我对沪上礼节性修养有固定的好印象。当我自报家门后，果然，他们马上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以同样大声的回答我“牛叔好”，而且人人脸上的微笑也更加努力了，这更坚实了我过去对沪上礼貌的好印象。从另一层面来说，又是足以让我感到这些人对我们这次来接受的态度是友好的。如果从深里来说，沪上的礼貌修养其实是沪本土人群优越心理定势的显现。
就这点心理优势来说，南粤的打工人群是缺乏的。不说，一般人对大家打个招呼不会有人回应理会，怕就是伟叔对着办公大厅里喊一声问候，也就不会有人回他的，因为打工仔与管理者之间在心理定势上基本上都是管理被管的关系。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会有伟叔问候大家的事发生。就是发生了，打工仔的也会认为后面一定是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事在等着。
当然，我得把话进一步说清楚了才行。沪上这种“礼貌性修养”心理优势定位，也仅是限于沪本土（沪户籍的）人的。来沪打工的，被沪籍人称为“哑地人”（外地人）打工仔是不包括在内的。我在沪上滞留的后来几天就碰到了这方面的具体事（后面再细说）。
阿锋把我们领进门上挂了“总经理室”牌子的一间办公室，“这几天你们就坐这一间办公吧。”“我们坐在这里面，哪你们经理往哪儿坐？”我问。“经理有另外坐的地方。”“这不是她的办公室吗？”“她不坐这儿。这是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的，还有哪个总经理？”“就是总部总经理呀。”阿锋露出惊讶之色。还真别说，我来之前是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就是现在来了也还是不知道的。
“哪这边负责的不就是这儿的总经理吗？”我接问。
“你们从总部来，怎么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呢？”
“伟叔兼了这儿的总经理？”
“不是的，伟叔是副董事长。”
“哪会是谁呢？”
“香港人，董事长叫他阿亮。”
“他人呢？”
“回你们总部去了呀。”
此时，我心里暗暗叫苦。总部派自己来的，却对此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像一个来蒙事的骗子，真不知阿锋要怎样看我们。
伟叔呀，伟叔呀，也太过劲了。叫我来做事，却又处处绊我，让我出丑露乖寸步难行。我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下去，就换了个话题。
“经理很晚才来办公室吗？”我带着“经理通常都晚上班”的主观问。“她赶早去商场了，昨天商场负责招商的经理约她今天早上过去看位子。”阿锋回答。
“上午她能来办公室吗？”
“这个不一定的，得看商场那边事办的怎么样。”阿锋也觉出我心里在活动，连忙接着说，“她在不在这儿没关系的，平时她也都是跑卖场的，很少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得先和她谈谈才好下一步工作。”“她事情都交待我了，你们要怎样直接和我说好了，我会按你们的要求办的。”“财务上的事问你，可别得方面…”“都问我就好了，经理不在办公室时，事情都是我办的呀。”
“那好吧。你先把公司员工档案（基本资料）汇总表拿来，我们再按着表上的名字分别找每个人聊聊。”“看档案？这个…噢…我得问一下经理。”“你可以请示一下经理。”“噢，你们等一下，我到那边办公室去打个电话给她。”“行。你去吧。”
阿锋出去，走到厅对面一间门上无牌子的办公室，没有关门。“伊拉要看档案呀，侬讲…？”厅里有回音，那边说话尽管声音不大，还是隐隐约约传了过来，因之前多年与上海打道，我懂上海话。
“侬讲可以？可以看到工资的呀…噢…噢，好…好，晓得了，晓得了。”说话声停了，随后有一阵拉动抽屉的响声。不大工夫，阿锋手上抓着一个文件夹过来了。
“诺，资料都在这儿了。经理讲工资的事不好让员工知道的，请你们看了不要对员工讲。”阿锋说他们这儿员工的工资信息是相互封闭的，不允许员工之间打听工资，透露工资信息是要受处分的。
我们让阿锋把资料放在这儿，他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
管理人员不多，档案材料也不复杂。从年龄结构上看，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两人，大部分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的，还有一个五十岁的。学历也并不像想的那样高，有一个本科，有几个大专，其余是中专或是高中的，名册上员工户籍都是本上海市的。
员工工资标准并不比南粤工厂那边的管理人员定得高，甚至可以说还要略低一点。但是各种福利却很是齐全的，加班工资养老保险以及在南粤工厂提都不可能提到的一些补贴这儿都有。这些加加拢就超出了那基本工资不少，更是超出南粤工厂同级管理岗位的。这可能也是工厂的月小姐前面过来看了后，心里不平的原因之一。
卖鞋的连锁店一般是少不了仓库人员的，名册上只有那个五十岁的颜师傅（为方便写，这儿这样称他）职务栏里写的是“仓管主任”，但其手下却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上海范围大店与店相距较远，单靠五十岁的颜师傅一人把货品分类并送到店铺，显然是不可能顾得过来的，而且，这项工作也是不适合外包出去做的，必须得有自己的专门人员来承担。哪么，这些员工怎么名册没有出现呢？我带着这个疑问叫阿锋过来问。
“噢，我们要自己配送货到店铺的，颜师傅手下有三个送货的。”阿锋回说。
“员工名册怎么没有他们呢？”
“他们都是临时工，不写到员工花名册里来。”
“是临时叫人送货吗？”
“是固定的，和正式工一样的从开店起就来了的。”
“哪怎么又叫他们临时工呢？”
“噢，他们是苏北农村过来上海打工的，在上海只能是临时工。”这是我从国营企业出来后，第一次听到同是打工仔的还有临时工正式工之分。
“不都是打工的，临时工正式工身份有区别吗？”
“有啊，区别很大的。”
“具体区别有什么呢？”
“正式工必须是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就不是正式工。”
“那也不过是不是上海户口的事。”
“不止，不止。正式工有养老保险和各种福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和婚丧假日，加班都得发给加班工资，另外还有交通费电话费补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做了规定的，有上海户口的才能享受。”（十几年前，那时没有的现在肯定是早都有了）
听了这些，更让我觉得这样比南粤的做法更不好接受。
“同是打工，不是上海户口就没有这些吗？”
“政府规定里没有说，大家也就当没有了。”
当时南粤港资民营企业统统一个样，待遇与户口无丝毫关系，反倒叫人觉得更公平一些。
“哪，这些外来务工的能接受吗？”
“他们从苏北能跑进上海来做工已经好得不得了啦。他们在这里做事是要被查的，查到了我们公司是要被罚款的，要为他们补缴很多费用的，我们上海政府要保上海人就业呀。”
“有些出力累的生活，我们上海人是不愿做的，就只有找外乡人来做，这给了外乡人机会呀，他们高兴的不得了，老感激阿拉上海人啦。”
阿锋的话代表了整个上海人的“户籍优越感”。可见当时，不是上海户口的外乡人能混进上海讨生活，在上海户口人的眼里，已是好的要上了天堂了。
所以，为了避免用工上非沪籍人口的麻烦，阿锋他们也就不把所谓的“外乡临时工”列入员工名册。工资表上更看不到他们名字，这些“临时工”的工资是以“搬运费”名目列支的。
我以“牛叔”自报家门，是因阿锋昨天到机场接我们时，就已经是叫我“牛叔”的，显然，这边的负责人已经把总部谁要来的事先告诉他们了，所以我以“牛叔”自报家门也算妥当吧。
前几十年与沪上打交道历史，早已让我对沪上礼节性修养有固定的好印象。当我自报家门后，果然，他们马上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以同样大声的回答我“牛叔好”，而且人人脸上的微笑也更加努力了，这更坚实了我过去对沪上礼貌的好印象。从另一层面来说，又是足以让我感到这些人对我们这次来接受的态度是友好的。如果从深里来说，沪上的礼貌修养其实是沪本土人群优越心理定势的显现。
就这点心理优势来说，南粤的打工人群是缺乏的。不说，一般人对大家打个招呼不会有人回应理会，怕就是伟叔对着办公大厅里喊一声问候，也就不会有人回他的，因为打工仔与管理者之间在心理定势上基本上都是管理被管的关系。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会有伟叔问候大家的事发生。就是发生了，打工仔的也会认为后面一定是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事在等着。
当然，我得把话进一步说清楚了才行。沪上这种“礼貌性修养”心理优势定位，也仅是限于沪本土（沪户籍的）人的。来沪打工的，被沪籍人称为“哑地人”（外地人）打工仔是不包括在内的。我在沪上滞留的后来几天就碰到了这方面的具体事（后面再细说）。
阿锋把我们领进门上挂了“总经理室”牌子的一间办公室，“这几天你们就坐这一间办公吧。”“我们坐在这里面，哪你们经理往哪儿坐？”我问。“经理有另外坐的地方。”“这不是她的办公室吗？”“她不坐这儿。这是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的，还有哪个总经理？”“就是总部总经理呀。”阿锋露出惊讶之色。还真别说，我来之前是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就是现在来了也还是不知道的。
“哪这边负责的不就是这儿的总经理吗？”我接问。
“你们从总部来，怎么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呢？”
“伟叔兼了这儿的总经理？”
“不是的，伟叔是副董事长。”
“哪会是谁呢？”
“香港人，董事长叫他阿亮。”
“他人呢？”
“回你们总部去了呀。”
此时，我心里暗暗叫苦。总部派自己来的，却对此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像一个来蒙事的骗子，真不知阿锋要怎样看我们。
伟叔呀，伟叔呀，也太过劲了。叫我来做事，却又处处绊我，让我出丑露乖寸步难行。我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下去，就换了个话题。
“经理很晚才来办公室吗？”我带着“经理通常都晚上班”的主观问。“她赶早去商场了，昨天商场负责招商的经理约她今天早上过去看位子。”阿锋回答。
“上午她能来办公室吗？”
“这个不一定的，得看商场那边事办的怎么样。”阿锋也觉出我心里在活动，连忙接着说，“她在不在这儿没关系的，平时她也都是跑卖场的，很少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得先和她谈谈才好下一步工作。”“她事情都交待我了，你们要怎样直接和我说好了，我会按你们的要求办的。”“财务上的事问你，可别得方面…”“都问我就好了，经理不在办公室时，事情都是我办的呀。”
“那好吧。你先把公司员工档案（基本资料）汇总表拿来，我们再按着表上的名字分别找每个人聊聊。”“看档案？这个…噢…我得问一下经理。”“你可以请示一下经理。”“噢，你们等一下，我到那边办公室去打个电话给她。”“行。你去吧。”
阿锋出去，走到厅对面一间门上无牌子的办公室，没有关门。“伊拉要看档案呀，侬讲…？”厅里有回音，那边说话尽管声音不大，还是隐隐约约传了过来，因之前多年与上海打道，我懂上海话。
“侬讲可以？可以看到工资的呀…噢…噢，好…好，晓得了，晓得了。”说话声停了，随后有一阵拉动抽屉的响声。不大工夫，阿锋手上抓着一个文件夹过来了。
“诺，资料都在这儿了。经理讲工资的事不好让员工知道的，请你们看了不要对员工讲。”阿锋说他们这儿员工的工资信息是相互封闭的，不允许员工之间打听工资，透露工资信息是要受处分的。
我们让阿锋把资料放在这儿，他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
管理人员不多，档案材料也不复杂。从年龄结构上看，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两人，大部分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的，还有一个五十岁的。学历也并不像想的那样高，有一个本科，有几个大专，其余是中专或是高中的，名册上员工户籍都是本上海市的。
员工工资标准并不比南粤工厂那边的管理人员定得高，甚至可以说还要略低一点。但是各种福利却很是齐全的，加班工资养老保险以及在南粤工厂提都不可能提到的一些补贴这儿都有。这些加加拢就超出了那基本工资不少，更是超出南粤工厂同级管理岗位的。这可能也是工厂的月小姐前面过来看了后，心里不平的原因之一。
卖鞋的连锁店一般是少不了仓库人员的，名册上只有那个五十岁的颜师傅（为方便写，这儿这样称他）职务栏里写的是“仓管主任”，但其手下却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上海范围大店与店相距较远，单靠五十岁的颜师傅一人把货品分类并送到店铺，显然是不可能顾得过来的，而且，这项工作也是不适合外包出去做的，必须得有自己的专门人员来承担。哪么，这些员工怎么名册没有出现呢？我带着这个疑问叫阿锋过来问。
“噢，我们要自己配送货到店铺的，颜师傅手下有三个送货的。”阿锋回说。
“员工名册怎么没有他们呢？”
“他们都是临时工，不写到员工花名册里来。”
“是临时叫人送货吗？”
“是固定的，和正式工一样的从开店起就来了的。”
“哪怎么又叫他们临时工呢？”
“噢，他们是苏北农村过来上海打工的，在上海只能是临时工。”这是我从国营企业出来后，第一次听到同是打工仔的还有临时工正式工之分。
“不都是打工的，临时工正式工身份有区别吗？”
“有啊，区别很大的。”
“具体区别有什么呢？”
“正式工必须是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就不是正式工。”
“那也不过是不是上海户口的事。”
“不止，不止。正式工有养老保险和各种福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和婚丧假日，加班都得发给加班工资，另外还有交通费电话费补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做了规定的，有上海户口的才能享受。”（十几年前，那时没有的现在肯定是早都有了）
听了这些，更让我觉得这样比南粤的做法更不好接受。
“同是打工，不是上海户口就没有这些吗？”
“政府规定里没有说，大家也就当没有了。”
当时南粤港资民营企业统统一个样，待遇与户口无丝毫关系，反倒叫人觉得更公平一些。
“哪，这些外来务工的能接受吗？”
“他们从苏北能跑进上海来做工已经好得不得了啦。他们在这里做事是要被查的，查到了我们公司是要被罚款的，要为他们补缴很多费用的，我们上海政府要保上海人就业呀。”
“有些出力累的生活，我们上海人是不愿做的，就只有找外乡人来做，这给了外乡人机会呀，他们高兴的不得了，老感激阿拉上海人啦。”
阿锋的话代表了整个上海人的“户籍优越感”。可见当时，不是上海户口的外乡人能混进上海讨生活，在上海户口人的眼里，已是好的要上了天堂了。
所以，为了避免用工上非沪籍人口的麻烦，阿锋他们也就不把所谓的“外乡临时工”列入员工名册。工资表上更看不到他们名字，这些“临时工”的工资是以“搬运费”名目列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