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真是大意失荆州。
做买卖讲究第一炮，我的头一炮打响了，各方的关系也逐渐打开了，我过分相信了曾给过我甜头儿吃的侯文举。春节前叫他在舟山买了五十吨一级带鱼。他没有搞到冷藏船，只好在火车上运，车到宁波的时候正赶上下小雨，带鱼化冻。等我见到货的时候，冰盘已经焖汤，原本是白色的带鱼开始变黄。我仔细一验货，表面是一级鱼，底下全是小的。被骗啦！货主在冻冰盘的时候就做了假。像侯文举那么精明的人在买鱼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验货呢？那么就是他得了货主的好处，串通好一块来坑害我！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决定把侯文举叫回来，跟货主打官司。人在不冷静的时候做决定最快。
当我走进邮局准备给侯文举打长途电话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串问号，侯文举要不回来怎么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他又是我的兼职采购员！他心里有鬼完全有可能不接电话。如果是他跟货主联手坑害我，买鱼的时候就不可能订立协议书，没有协议书就没有凭据，我怎么跟他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再等几天鱼全烂了，那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啦！
我跑回店里，派人立刻把带鱼全部送进冷库，再冻它一下会好看点。指挥其余的人分头去联系买主，我决定大甩价批发，一元三角钱一斤买来的按一元钱一斤往外卖，先把鱼处理完了再说，能捞回多少是多少。
如今做买卖说不清有多少婆婆，工程处、修缮队这些亲婆婆不算，还有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银行、新闻单位、新市区管理委员会等无数个干婆婆，哪一头儿得罪了我也过不去。这五十吨带鱼能不能卖出去，关键就要看我的一个婆婆——卫生防疫检查站开不开恩了。没有他们签发的许可证，任何入嘴的东西都是不能出售的。自己的货新鲜可以不怕，这种发黄的带鱼就很危险了。幸好防疫站的医生我认识，开业的时候也抹过他们的嘴头子。他们什么时候想吃海鲜，我自然也是无偿提供方便。他们取样化验的时候那学问可大啦，如果专挑最烂的地方取样，那什么细菌化验不出来呀！我的五十吨带鱼只好倒进大海。我不心疼带鱼还心疼那十六万元钱哪！这么多鱼不可能一个成色，总会有好一点的，谢天谢地，防疫站的医生专门从一条又白又大的带鱼身上取了一块肉化验，结论是完全合乎出售的标准。我算体会到了，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买卖人必须信奉的真理！平时多烧香，有了危难真佛才会帮忙。
我用三天时间甩出去三十八吨带鱼。最后十二吨有点卖不动，一位记者朋友在晚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国营大洋海味店带鱼大减价，购者从速。”反倒把我吹了一通，说我怎样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鱼难的问题，从舟山买来冰冻鲜带鱼……
国家办的报纸，国营商店，谁能不信，第二天就把十二吨带鱼一抢而光。我还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广告费。因为他们发表的是消息而不是广告。
西城副食品商店买去三吨，想赚一笔钱，每斤定价一元四角，又不认真进行宣传推销。几天后还剩下一吨多没有卖出去，带鱼已经霉烂变质，被防疫站勒令停止出售。他们把我告了，我拿出防疫站的许可证，他们只能承认是自己把鱼放烂的，反而被防疫站罚款五百元！
一个老大爷给机关食堂买了七百斤，回去受了埋怨，一定要退货，我反复讲解，海鲜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门概不退换。老大爷最后没办法，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知道自己缺了大德，也许要折寿的，但处在那种阵势下不能心软，否则自己就得去上吊。话是拦路虎，我把老大爷扶起来，实情相告，这次卖鱼赔了五万元，是商店关门还是我蹲监狱尚难预料。叫老大爷回去放心大胆地吃鱼，如果吃出毛病来由我偿命……
（她睿智而诡谲。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胆略超群，有智谋，她承受压力的风度令人震惊和羡慕。）
做买卖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了，看来我得学会在阴谋诡计中打滚。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栽这么大的跟头呢？
我对自己一开始的成功估计过高了，在我成功的感觉里包含着许多错觉和假象，现在才认识到刚迈出了一小步随即又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表面上还能稳住阵脚，内心却在默默地高傲地忍受着恐惧和忧虑的折磨。不要以为这是女人的软弱，我倒觉得自己幸好是个女人。您信不信，当灾难临头需要勇敢时，有些妇女可比男人更可信赖？我的副经理和会计都是女的，也都是我的贴心朋友。噢，刚才忘记说了，会计就是我的好朋友长毛。她回城后分配在一个街道办的工厂里当订本工，家里不满意，她自己也不满意。我就把她拉到大洋海味店一块干，她是我的患难之交自然没有说的。就是其他那些小青年，尤其是我信赖的几个骨干人物，没有慌神儿，没有三心二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每天早晨照样把我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我沏上一杯热茶。我鞋后跟儿坏了，顾不得修理就扔在一边儿，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拿出去就给我修好了。这当然都是些小事，可我重视这些小事，一个集体在小事上心不齐，在大事上心就更齐不了。谁有刘备那样的大德，谁就不愁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像诸葛亮、关公、张飞那样忠于他的人。我不是自比古人，我讲的是道理，现代的青年人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他们再也不愿意浩浩荡荡地去做一些无聊的小事或所谓惊天动地的壮举而获得一个官封的好称号，他们甚至以此为耻。他们不是懒得出奇，而是闷得发慌，烦得要死。要领导他们须得让他们佩服你，觉得你棋高一招儿，的确有绝活儿。要让他们服你就得要有个魅力，有人格的力量。
当然也有偷懒耍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我毫不留情面——开除！有的人赖着不走，找了各种关系，托出各样的门头子找我，向我提出许多极有诱惑力的条件，以换取我收回对某人开除的命令。我不干，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在用人上我决不含糊，不看关系，不看资历，必须保证我店里的一汪活水。我是小店小买卖，养不起懒人、馋人、坏人、是非之人、三只手的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有时要求一个人顶两三个人使。我对职工有教育的责任，但海味店毕竟不是教育机构，他们到这儿来主要也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赚钱……
哎呀，我又走题儿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女人抗应变的能力。而我周围的那几条男子汉，包括我的丈夫，此时都有点紧张，为我捏着一把汗。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私人承包的小本买卖怎经得住这样大赔！再加上被成群结队的人吃的、拿的，欠下这么大个窟窿可怎么堵？大家都着急，可谁也没有好主意。
只要买卖继续干下去，我相信自己能一点点地把亏空赚回来。眼下的问题是资金挪腾不开。银行还信任我吗？这些事情不能跟修缮队讲，王宝和、孙可展他们只会看笑话。只有银行才是我的后盾，我必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我到银行去了，他们冲着我左打量右端详：“颜经理，你一点不带样儿，还是这么漂漂亮亮的！”
“你们以为我会自杀吗？”
我也开了一句玩笑。看来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我用不着隐瞒什么，一五一十地讲了钱是怎样赔的，今后打算怎么往回赚。银行里专门负责审批贷款的老方最后咂咂嘴：
“你能应付这个局面就是奇才！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再贷给你二十万元，希望你好自为之。”
有了钱就有了机会，我的买卖又活了。我从银行要了封介绍信，决定亲自去舟山，我第一个目的是找侯文举和他的同谋算账。第二个目的是办货。我再也不敢轻易地相信别人了。
我按照侯文举给我的地址，找到舟山红方旅馆205房间，为我开门的是个花枝招展的当地姑娘。我以为侯文举给了我一个假地址，顺口问了一句：
“侯文举不住在这儿吗？”
“侯经理跟我妈妈出去了。”
“侯经理？哪个侯经理？”
“大洋海味店的吧。”
噢，招摇撞骗。不知他还干了一些什么事？
“你是他什么人？”
姑娘虽俗却十分大方，咧嘴一笑：
“我是侯经理雇的保姆。”
“保姆？”
我怀疑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旅馆里脏吧拉叽，外地的业务员可以明目张胆地开房间，轧姘头……
我找到台湾同胞联络站办的一家较为高级的旅馆住下来，冒着小雨先去银行查账。侯文举很狡猾，从账面上看他没有明目张胆地贪污我叫他用做买鱼的钱。但是他三次把我的鱼款提出，几天后又原数存进来。这就是说他用我的钱买了鱼，转手用更高的价格又卖给别人，赚的部分进了他的私囊，把我的原款再存入银行。他是个大号的二道贩子，在给我买的那五十吨带鱼里肯定也做了手脚。他在当地混得比较熟，因此就利用这个关系倒买倒卖，动动嘴，拉拉皮条，歪财就到手了。不然怎么应付他成天狎娼宿妓的花销！
我先跟侯文举谈了半天，他一开始铁嘴钢牙，什么也不认账。可心里到底有鬼，经不住我三问就毛咕起来，一个劲儿说好话。他硬的时候我笑，他软了我则强硬起来：
“你险些把我的买卖搞垮，现在光说好话也不顶用。你在舟山的所做所为是犯法的，你以为这儿就不是中国吗？你以为我们那里的法院对你就没有办法吗？”
我就是要把他镇唬住，然后去找带鱼的卖主——普陀冷冻厂厂长。这是个长着一嘴黑牙的小个子，带着一股南方人的精明和傲慢。据说本地人瞧不起说北方话的，用北方话问路他们不愿告诉，用北方话买东西他们会抬高价格。我偏偏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了，先问他是不是卖给了大洋海味店五十吨带鱼，他承认了。再问他冻鱼的时候是不是做了假，按一级的价格卖的是三四级的鱼，他有些支吾。我把自己的会计也带去了，长毛依然很水灵甚至比以前显得更稳重，更加端庄秀丽，落落大方，不多说多道，很像我的女秘书。她从小皮包里掏出几张照片摊在黑牙厂长的面前，这是我叫人在卸鱼、卖鱼的时候拍的，冰盘的包装袋子上有“普陀冷冻厂”的字样，有火车的车厢号，有鱼的模样。他打个怔神儿，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一手，只好承认他们在冷冻的时候像其他单位一样做了点手脚，但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把鱼的质量怎么差，群众的意见多么大，我是怎样推销的以及影响多么恶劣等等，叙述了一遍，主要目的是感动他。我又问他把坏鱼当好鱼卖，给了侯文举多少好处？他回答是两千元。我问他这算不算贿赂？他说在舟山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他心里有数，反正买鱼的时候既无合同书又无协议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海产品出门不管换。他对付我的话也是我对付那个老大爷的话，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但我不是那个老大爷。他承认了前边那三个问题就等于进了我的圈套。我示意长毛，她从那精美的小皮包里又掏出一个漂亮的微型收录机，磁带还在转着，证明黑牙厂长刚才说的话再也赖不掉了。
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开始发虚，尽管他表面上还装得十分镇定自若，不过是用浅薄的傲慢来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我决不想使用恐吓战术，逼急了，像他们这样的地头蛇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我说的话都合情合理，但决不软弱可欺。必要时吓唬他一下，要掌握火候，适可而止。
“厂长，你说的‘好处费’，在法律上就叫做行贿受贿。你用行贿受贿的办法在卖给我鱼的时候以次充好，造成的严重后果你也知道了，你说怎么办？”
他瞅一眼录音机，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
“我也没有办法，在舟山就是这样做买卖。”
“舟山也是中国，在中国，法律只有一个，共产党只有一个，道义也只有一个。何况我有可能要把官司打出舟山。”
他一怔，那种满不在乎的冷笑也收住了。他看看我的派头，听着我这一板一眼的谈吐，再看看旁边不露声色却美貌绝伦的女秘书，大概有点猜不透我的来头儿，知道我不好打发。他沉了一会儿才问：
“你打算怎么办？”
“公平合理，我赔了五万元，咱们两家分担，一家一半。”
“你叫我赔你两万五？那我们太亏了，不行！”
就在这时候有人叫他出去了。我以为这是个花招，黑牙厂长想借机溜之乎也，不会再回来见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盘算着怎样找他们的上级机关，他们的上级再不解决问题就得起诉了。在舟山起诉好呢，还是到省里起诉？应该请我那些记者朋友帮忙，在报纸上捅他一下子……
过了好半天，黑牙厂长跟侯文举一块进来了，态度也变了。厂长递给我一张一万一千元的支票：
“那批鱼我们总共就赚了一万多块钱，全部退给你们，再多了实在拿不出。”
侯文举也拿出两千元现金交给我，退赔他所得的“好处费”。还说了许多请我原谅，千万不要起诉的废话。
黑牙厂长这么痛快地就退赔了一万一千元，大概跟侯文举在幕后做工作有关系。侯文举最怕我告他，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老婆抱着孩子到家里哀求我，叫我看在她母女的分儿上不要把侯文举送进法院。那样一来即使判不了刑，也会丢人现眼，砸了饭碗。真够可怜的，她也是老三届毕业生，也下过乡。侯文举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她知道吗？这是后话。
还是接着刚才的话头儿说，我能追回一万三千元的赔款也算不错了，捞回一点是一点，总算是没有白来舟山跑一趟。我叫长毛分别给他们写了收条，这场带鱼官司就算画了个句号。
（她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的怒气像两股黑色的火焰在燃烧，全身如涨潮般充满了斗志，难怪那个黑牙厂长要输给她。女性的魅力加上威慑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男人怎么受得住。“只有具备生存能力的人，才有生存的权力。”她心曲深沉，虑事周全缜密，谁能斗得过她呢？）
第二天我们去逛舟山的海产品市场，我进去就不想出来了。这里的海货太丰富了，真馋人。我不是想吃，而是想买。凡是我能叫得出名字的海货，就一样一样地记住它们的价格，凡是我不认识的东西就仔细地打听它们的特点，询问它们的食用价值，长了很多知识。我不渴不饿，在自由市场里整整转了五个小时。
突然，脑子里像电光石火一样闪出一个新主意：改变大洋海味店的经营方向！卖鲜品虽然来钱快，如果干得好也确实能赚大钱。但风险太大，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哪个环节出点问题都够我受的！如果以经营干品为主，岂不要保险得多？
在舟山，鱼翅才二十多元钱一斤，我运回去至少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元一斤，因为全市没有一个做鱼翅买卖的，我经营它就是蝎子??——独（毒）一份儿。鱿鱼干在舟山十五元一斤，运回去每斤至少可以净赚三元。还有鱼肚、干贝、海参等等。
在家的时候我到自由市场上给自己买菜、买肉，从不问价，拣好的买，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一到给店里进货，我就小气得要命，左算计右算计，一个劲儿地讨价还价，能省一分一厘也是好的。但风度不能小气，要派头十足，大大方方，让卖主感到你既懂行又精细。我根据不同的卖主会提出不同的条件诱惑他们压低价格。如果卖主的摊子比较大，我就会说：
“你的价格如果让我满意我就可以多买，而且能够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我们的买卖大，北京、天津的市场无比广阔……”
他们一看我的穿戴和风度确实也像个做大买卖的样子。所以我要求我们店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打扮不能俗气，高雅华贵一点倒没关系，一定要端庄大方，摆得出去。
我买了五百斤鱼翅，一千斤鱼肚，一千斤鱿鱼。我亲自验货，亲眼看着打包、装车，再也不能受骗了。先用汽车把货送到南京，然后再换火车，我到家货也到家。
从此，我的买卖走上正轨，而且稳实牢靠多了，再也没有出现大宗赔钱的事情。最让我得意的是，到店里来白拿白要的人少了。以前卖鲜鱼活虾，谁看见谁馋，这个要两条，那个要三斤，我赔得起嘛！现在他们还要什么？鱼翅——不会吃，哈什蚂——吓他一跳。都是高档的东西，几十元、上百元一斤，谁好意思张口白拿，然而，我真正的业务关系却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广，大洋海味店的规格也上去了。各种规格、各种成色的燕窝、鱼翅、猴头、哈什蚂等珍贵的海味品我店里全有。各大宾馆招待贵客要做高级宴席，都来跟我商量，一千元一桌的该上什么菜，两千元、三千元一桌的菜谱该怎样搭配？我给他们出主意，也给他们提供原料。在别处绝对买不到的高档货，我的店里保证供应。他们有时急得没有办法了就来找我，即使正赶上我的店里缺货我也会给外地的关系户打电话，叫他们派人送来。我为本市的几家高级宾馆解决过不少难题，每逢过年过节，这些宾馆的厨师总要把我请去，单为我做一桌好菜表示感谢。他们是我的买主，按理说我应该请他们吃饭。
就这样我的大洋海味店的信誉也逐渐树立起来了，我在长岛、青岛、大连都有朋友。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一般的业务关系户。比如长岛海货加工厂，可以向我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卖完货再结账。他们有了困难我也会帮忙的，有时他们加工出来的海味品积压太多，存放时间过长就会发霉或生虫子。他们把货发给我，我给推销。青岛的那位朋友道行更大，他父亲从国外带回一笔巨款，足够他花天酒地过一辈子。可他不想躺着吃老子，想靠自己的能力干出点名气来。他借助手里的钱在青岛真的闹腾了一片事业，开办了四个加工厂，其中就有海产品加工厂和冰冻厂，自己还趁一条冷藏船。他周围有一大群人围着他，吃他，捧他，天南海北都有他许多朋友。但是他自称没有碰上一个叫他佩服的人，他却说佩服我，要拉我跟他一块干。他的宗旨是不给这党那派的干，要干就自己干。我是吃皇粮的，哪能像他那么自由。人各有志，他也不会勉强我。但可以向我提供最好的货源。如果我有困难，他向我资助个二三十万元也是不成问题的。
头一年干下来，我的营业额是一百七十万元，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我靠喝酒打赌从王宝和那里借来的五万元开办费，再除去上缴管理费、冷藏费、汽车费等等花销，还剩下纯利四万元。
海味店里的职工每人每月平均拿到二百元左右，奖金除外，副经理和长毛更多一些。古人讲重重有赏，就是发奖金。这些事由我说了算，然后会计造表，一切都光明正大、公道合理才能服众。当经理什么时候都应该是个坦荡的人，只有生活中的弱者或心里发虚的人才害怕坦率。
对我来说，赚了多少钱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大洋海味店站住了，我颜芳站住了，我获得了更多一些的做人的自由，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下，我的气度，我的知识，我的工作精神和领导手法暂且不论，当领导没有威望、没有人缘儿，跟下边人没有感情就不行。但是光靠这个也不行，人家跟着你干得有所收获。我付给你高薪，就是叫你服从我，实际上我花钱买的是当老板的权力。对上，不必再看孙可展、王宝和之流阴沉或卑俗的脸色了，不必再听修缮队那些女干事的闲话了。大洋海味店里我当家！当经理比当泥瓦匠自由多了，在把人划分为等级的社会里，地位就是自由的标志，地位越高自由越大。我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给爸爸上供了——
（只要血液里有智慧，就总会开花结果的。颜芳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的敏感真是不可思议。
在她这样的女人面前没有困难，只有机会。
经理的职务使她这个人生色，她更使经理这个职务增光。眼下经理满街走，像她这样的又有几个呢？）
做买卖讲究第一炮，我的头一炮打响了，各方的关系也逐渐打开了，我过分相信了曾给过我甜头儿吃的侯文举。春节前叫他在舟山买了五十吨一级带鱼。他没有搞到冷藏船，只好在火车上运，车到宁波的时候正赶上下小雨，带鱼化冻。等我见到货的时候，冰盘已经焖汤，原本是白色的带鱼开始变黄。我仔细一验货，表面是一级鱼，底下全是小的。被骗啦！货主在冻冰盘的时候就做了假。像侯文举那么精明的人在买鱼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验货呢？那么就是他得了货主的好处，串通好一块来坑害我！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决定把侯文举叫回来，跟货主打官司。人在不冷静的时候做决定最快。
当我走进邮局准备给侯文举打长途电话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串问号，侯文举要不回来怎么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他又是我的兼职采购员！他心里有鬼完全有可能不接电话。如果是他跟货主联手坑害我，买鱼的时候就不可能订立协议书，没有协议书就没有凭据，我怎么跟他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再等几天鱼全烂了，那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啦！
我跑回店里，派人立刻把带鱼全部送进冷库，再冻它一下会好看点。指挥其余的人分头去联系买主，我决定大甩价批发，一元三角钱一斤买来的按一元钱一斤往外卖，先把鱼处理完了再说，能捞回多少是多少。
如今做买卖说不清有多少婆婆，工程处、修缮队这些亲婆婆不算，还有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银行、新闻单位、新市区管理委员会等无数个干婆婆，哪一头儿得罪了我也过不去。这五十吨带鱼能不能卖出去，关键就要看我的一个婆婆——卫生防疫检查站开不开恩了。没有他们签发的许可证，任何入嘴的东西都是不能出售的。自己的货新鲜可以不怕，这种发黄的带鱼就很危险了。幸好防疫站的医生我认识，开业的时候也抹过他们的嘴头子。他们什么时候想吃海鲜，我自然也是无偿提供方便。他们取样化验的时候那学问可大啦，如果专挑最烂的地方取样，那什么细菌化验不出来呀！我的五十吨带鱼只好倒进大海。我不心疼带鱼还心疼那十六万元钱哪！这么多鱼不可能一个成色，总会有好一点的，谢天谢地，防疫站的医生专门从一条又白又大的带鱼身上取了一块肉化验，结论是完全合乎出售的标准。我算体会到了，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买卖人必须信奉的真理！平时多烧香，有了危难真佛才会帮忙。
我用三天时间甩出去三十八吨带鱼。最后十二吨有点卖不动，一位记者朋友在晚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国营大洋海味店带鱼大减价，购者从速。”反倒把我吹了一通，说我怎样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鱼难的问题，从舟山买来冰冻鲜带鱼……
国家办的报纸，国营商店，谁能不信，第二天就把十二吨带鱼一抢而光。我还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广告费。因为他们发表的是消息而不是广告。
西城副食品商店买去三吨，想赚一笔钱，每斤定价一元四角，又不认真进行宣传推销。几天后还剩下一吨多没有卖出去，带鱼已经霉烂变质，被防疫站勒令停止出售。他们把我告了，我拿出防疫站的许可证，他们只能承认是自己把鱼放烂的，反而被防疫站罚款五百元！
一个老大爷给机关食堂买了七百斤，回去受了埋怨，一定要退货，我反复讲解，海鲜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门概不退换。老大爷最后没办法，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知道自己缺了大德，也许要折寿的，但处在那种阵势下不能心软，否则自己就得去上吊。话是拦路虎，我把老大爷扶起来，实情相告，这次卖鱼赔了五万元，是商店关门还是我蹲监狱尚难预料。叫老大爷回去放心大胆地吃鱼，如果吃出毛病来由我偿命……
（她睿智而诡谲。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胆略超群，有智谋，她承受压力的风度令人震惊和羡慕。）
做买卖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了，看来我得学会在阴谋诡计中打滚。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栽这么大的跟头呢？
我对自己一开始的成功估计过高了，在我成功的感觉里包含着许多错觉和假象，现在才认识到刚迈出了一小步随即又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表面上还能稳住阵脚，内心却在默默地高傲地忍受着恐惧和忧虑的折磨。不要以为这是女人的软弱，我倒觉得自己幸好是个女人。您信不信，当灾难临头需要勇敢时，有些妇女可比男人更可信赖？我的副经理和会计都是女的，也都是我的贴心朋友。噢，刚才忘记说了，会计就是我的好朋友长毛。她回城后分配在一个街道办的工厂里当订本工，家里不满意，她自己也不满意。我就把她拉到大洋海味店一块干，她是我的患难之交自然没有说的。就是其他那些小青年，尤其是我信赖的几个骨干人物，没有慌神儿，没有三心二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每天早晨照样把我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我沏上一杯热茶。我鞋后跟儿坏了，顾不得修理就扔在一边儿，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拿出去就给我修好了。这当然都是些小事，可我重视这些小事，一个集体在小事上心不齐，在大事上心就更齐不了。谁有刘备那样的大德，谁就不愁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像诸葛亮、关公、张飞那样忠于他的人。我不是自比古人，我讲的是道理，现代的青年人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他们再也不愿意浩浩荡荡地去做一些无聊的小事或所谓惊天动地的壮举而获得一个官封的好称号，他们甚至以此为耻。他们不是懒得出奇，而是闷得发慌，烦得要死。要领导他们须得让他们佩服你，觉得你棋高一招儿，的确有绝活儿。要让他们服你就得要有个魅力，有人格的力量。
当然也有偷懒耍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我毫不留情面——开除！有的人赖着不走，找了各种关系，托出各样的门头子找我，向我提出许多极有诱惑力的条件，以换取我收回对某人开除的命令。我不干，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在用人上我决不含糊，不看关系，不看资历，必须保证我店里的一汪活水。我是小店小买卖，养不起懒人、馋人、坏人、是非之人、三只手的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有时要求一个人顶两三个人使。我对职工有教育的责任，但海味店毕竟不是教育机构，他们到这儿来主要也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赚钱……
哎呀，我又走题儿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女人抗应变的能力。而我周围的那几条男子汉，包括我的丈夫，此时都有点紧张，为我捏着一把汗。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私人承包的小本买卖怎经得住这样大赔！再加上被成群结队的人吃的、拿的，欠下这么大个窟窿可怎么堵？大家都着急，可谁也没有好主意。
只要买卖继续干下去，我相信自己能一点点地把亏空赚回来。眼下的问题是资金挪腾不开。银行还信任我吗？这些事情不能跟修缮队讲，王宝和、孙可展他们只会看笑话。只有银行才是我的后盾，我必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我到银行去了，他们冲着我左打量右端详：“颜经理，你一点不带样儿，还是这么漂漂亮亮的！”
“你们以为我会自杀吗？”
我也开了一句玩笑。看来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我用不着隐瞒什么，一五一十地讲了钱是怎样赔的，今后打算怎么往回赚。银行里专门负责审批贷款的老方最后咂咂嘴：
“你能应付这个局面就是奇才！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再贷给你二十万元，希望你好自为之。”
有了钱就有了机会，我的买卖又活了。我从银行要了封介绍信，决定亲自去舟山，我第一个目的是找侯文举和他的同谋算账。第二个目的是办货。我再也不敢轻易地相信别人了。
我按照侯文举给我的地址，找到舟山红方旅馆205房间，为我开门的是个花枝招展的当地姑娘。我以为侯文举给了我一个假地址，顺口问了一句：
“侯文举不住在这儿吗？”
“侯经理跟我妈妈出去了。”
“侯经理？哪个侯经理？”
“大洋海味店的吧。”
噢，招摇撞骗。不知他还干了一些什么事？
“你是他什么人？”
姑娘虽俗却十分大方，咧嘴一笑：
“我是侯经理雇的保姆。”
“保姆？”
我怀疑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旅馆里脏吧拉叽，外地的业务员可以明目张胆地开房间，轧姘头……
我找到台湾同胞联络站办的一家较为高级的旅馆住下来，冒着小雨先去银行查账。侯文举很狡猾，从账面上看他没有明目张胆地贪污我叫他用做买鱼的钱。但是他三次把我的鱼款提出，几天后又原数存进来。这就是说他用我的钱买了鱼，转手用更高的价格又卖给别人，赚的部分进了他的私囊，把我的原款再存入银行。他是个大号的二道贩子，在给我买的那五十吨带鱼里肯定也做了手脚。他在当地混得比较熟，因此就利用这个关系倒买倒卖，动动嘴，拉拉皮条，歪财就到手了。不然怎么应付他成天狎娼宿妓的花销！
我先跟侯文举谈了半天，他一开始铁嘴钢牙，什么也不认账。可心里到底有鬼，经不住我三问就毛咕起来，一个劲儿说好话。他硬的时候我笑，他软了我则强硬起来：
“你险些把我的买卖搞垮，现在光说好话也不顶用。你在舟山的所做所为是犯法的，你以为这儿就不是中国吗？你以为我们那里的法院对你就没有办法吗？”
我就是要把他镇唬住，然后去找带鱼的卖主——普陀冷冻厂厂长。这是个长着一嘴黑牙的小个子，带着一股南方人的精明和傲慢。据说本地人瞧不起说北方话的，用北方话问路他们不愿告诉，用北方话买东西他们会抬高价格。我偏偏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了，先问他是不是卖给了大洋海味店五十吨带鱼，他承认了。再问他冻鱼的时候是不是做了假，按一级的价格卖的是三四级的鱼，他有些支吾。我把自己的会计也带去了，长毛依然很水灵甚至比以前显得更稳重，更加端庄秀丽，落落大方，不多说多道，很像我的女秘书。她从小皮包里掏出几张照片摊在黑牙厂长的面前，这是我叫人在卸鱼、卖鱼的时候拍的，冰盘的包装袋子上有“普陀冷冻厂”的字样，有火车的车厢号，有鱼的模样。他打个怔神儿，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一手，只好承认他们在冷冻的时候像其他单位一样做了点手脚，但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把鱼的质量怎么差，群众的意见多么大，我是怎样推销的以及影响多么恶劣等等，叙述了一遍，主要目的是感动他。我又问他把坏鱼当好鱼卖，给了侯文举多少好处？他回答是两千元。我问他这算不算贿赂？他说在舟山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他心里有数，反正买鱼的时候既无合同书又无协议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海产品出门不管换。他对付我的话也是我对付那个老大爷的话，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但我不是那个老大爷。他承认了前边那三个问题就等于进了我的圈套。我示意长毛，她从那精美的小皮包里又掏出一个漂亮的微型收录机，磁带还在转着，证明黑牙厂长刚才说的话再也赖不掉了。
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开始发虚，尽管他表面上还装得十分镇定自若，不过是用浅薄的傲慢来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我决不想使用恐吓战术，逼急了，像他们这样的地头蛇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我说的话都合情合理，但决不软弱可欺。必要时吓唬他一下，要掌握火候，适可而止。
“厂长，你说的‘好处费’，在法律上就叫做行贿受贿。你用行贿受贿的办法在卖给我鱼的时候以次充好，造成的严重后果你也知道了，你说怎么办？”
他瞅一眼录音机，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
“我也没有办法，在舟山就是这样做买卖。”
“舟山也是中国，在中国，法律只有一个，共产党只有一个，道义也只有一个。何况我有可能要把官司打出舟山。”
他一怔，那种满不在乎的冷笑也收住了。他看看我的派头，听着我这一板一眼的谈吐，再看看旁边不露声色却美貌绝伦的女秘书，大概有点猜不透我的来头儿，知道我不好打发。他沉了一会儿才问：
“你打算怎么办？”
“公平合理，我赔了五万元，咱们两家分担，一家一半。”
“你叫我赔你两万五？那我们太亏了，不行！”
就在这时候有人叫他出去了。我以为这是个花招，黑牙厂长想借机溜之乎也，不会再回来见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盘算着怎样找他们的上级机关，他们的上级再不解决问题就得起诉了。在舟山起诉好呢，还是到省里起诉？应该请我那些记者朋友帮忙，在报纸上捅他一下子……
过了好半天，黑牙厂长跟侯文举一块进来了，态度也变了。厂长递给我一张一万一千元的支票：
“那批鱼我们总共就赚了一万多块钱，全部退给你们，再多了实在拿不出。”
侯文举也拿出两千元现金交给我，退赔他所得的“好处费”。还说了许多请我原谅，千万不要起诉的废话。
黑牙厂长这么痛快地就退赔了一万一千元，大概跟侯文举在幕后做工作有关系。侯文举最怕我告他，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老婆抱着孩子到家里哀求我，叫我看在她母女的分儿上不要把侯文举送进法院。那样一来即使判不了刑，也会丢人现眼，砸了饭碗。真够可怜的，她也是老三届毕业生，也下过乡。侯文举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她知道吗？这是后话。
还是接着刚才的话头儿说，我能追回一万三千元的赔款也算不错了，捞回一点是一点，总算是没有白来舟山跑一趟。我叫长毛分别给他们写了收条，这场带鱼官司就算画了个句号。
（她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的怒气像两股黑色的火焰在燃烧，全身如涨潮般充满了斗志，难怪那个黑牙厂长要输给她。女性的魅力加上威慑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男人怎么受得住。“只有具备生存能力的人，才有生存的权力。”她心曲深沉，虑事周全缜密，谁能斗得过她呢？）
第二天我们去逛舟山的海产品市场，我进去就不想出来了。这里的海货太丰富了，真馋人。我不是想吃，而是想买。凡是我能叫得出名字的海货，就一样一样地记住它们的价格，凡是我不认识的东西就仔细地打听它们的特点，询问它们的食用价值，长了很多知识。我不渴不饿，在自由市场里整整转了五个小时。
突然，脑子里像电光石火一样闪出一个新主意：改变大洋海味店的经营方向！卖鲜品虽然来钱快，如果干得好也确实能赚大钱。但风险太大，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哪个环节出点问题都够我受的！如果以经营干品为主，岂不要保险得多？
在舟山，鱼翅才二十多元钱一斤，我运回去至少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元一斤，因为全市没有一个做鱼翅买卖的，我经营它就是蝎子??——独（毒）一份儿。鱿鱼干在舟山十五元一斤，运回去每斤至少可以净赚三元。还有鱼肚、干贝、海参等等。
在家的时候我到自由市场上给自己买菜、买肉，从不问价，拣好的买，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一到给店里进货，我就小气得要命，左算计右算计，一个劲儿地讨价还价，能省一分一厘也是好的。但风度不能小气，要派头十足，大大方方，让卖主感到你既懂行又精细。我根据不同的卖主会提出不同的条件诱惑他们压低价格。如果卖主的摊子比较大，我就会说：
“你的价格如果让我满意我就可以多买，而且能够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我们的买卖大，北京、天津的市场无比广阔……”
他们一看我的穿戴和风度确实也像个做大买卖的样子。所以我要求我们店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打扮不能俗气，高雅华贵一点倒没关系，一定要端庄大方，摆得出去。
我买了五百斤鱼翅，一千斤鱼肚，一千斤鱿鱼。我亲自验货，亲眼看着打包、装车，再也不能受骗了。先用汽车把货送到南京，然后再换火车，我到家货也到家。
从此，我的买卖走上正轨，而且稳实牢靠多了，再也没有出现大宗赔钱的事情。最让我得意的是，到店里来白拿白要的人少了。以前卖鲜鱼活虾，谁看见谁馋，这个要两条，那个要三斤，我赔得起嘛！现在他们还要什么？鱼翅——不会吃，哈什蚂——吓他一跳。都是高档的东西，几十元、上百元一斤，谁好意思张口白拿，然而，我真正的业务关系却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广，大洋海味店的规格也上去了。各种规格、各种成色的燕窝、鱼翅、猴头、哈什蚂等珍贵的海味品我店里全有。各大宾馆招待贵客要做高级宴席，都来跟我商量，一千元一桌的该上什么菜，两千元、三千元一桌的菜谱该怎样搭配？我给他们出主意，也给他们提供原料。在别处绝对买不到的高档货，我的店里保证供应。他们有时急得没有办法了就来找我，即使正赶上我的店里缺货我也会给外地的关系户打电话，叫他们派人送来。我为本市的几家高级宾馆解决过不少难题，每逢过年过节，这些宾馆的厨师总要把我请去，单为我做一桌好菜表示感谢。他们是我的买主，按理说我应该请他们吃饭。
就这样我的大洋海味店的信誉也逐渐树立起来了，我在长岛、青岛、大连都有朋友。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一般的业务关系户。比如长岛海货加工厂，可以向我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卖完货再结账。他们有了困难我也会帮忙的，有时他们加工出来的海味品积压太多，存放时间过长就会发霉或生虫子。他们把货发给我，我给推销。青岛的那位朋友道行更大，他父亲从国外带回一笔巨款，足够他花天酒地过一辈子。可他不想躺着吃老子，想靠自己的能力干出点名气来。他借助手里的钱在青岛真的闹腾了一片事业，开办了四个加工厂，其中就有海产品加工厂和冰冻厂，自己还趁一条冷藏船。他周围有一大群人围着他，吃他，捧他，天南海北都有他许多朋友。但是他自称没有碰上一个叫他佩服的人，他却说佩服我，要拉我跟他一块干。他的宗旨是不给这党那派的干，要干就自己干。我是吃皇粮的，哪能像他那么自由。人各有志，他也不会勉强我。但可以向我提供最好的货源。如果我有困难，他向我资助个二三十万元也是不成问题的。
头一年干下来，我的营业额是一百七十万元，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我靠喝酒打赌从王宝和那里借来的五万元开办费，再除去上缴管理费、冷藏费、汽车费等等花销，还剩下纯利四万元。
海味店里的职工每人每月平均拿到二百元左右，奖金除外，副经理和长毛更多一些。古人讲重重有赏，就是发奖金。这些事由我说了算，然后会计造表，一切都光明正大、公道合理才能服众。当经理什么时候都应该是个坦荡的人，只有生活中的弱者或心里发虚的人才害怕坦率。
对我来说，赚了多少钱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大洋海味店站住了，我颜芳站住了，我获得了更多一些的做人的自由，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下，我的气度，我的知识，我的工作精神和领导手法暂且不论，当领导没有威望、没有人缘儿，跟下边人没有感情就不行。但是光靠这个也不行，人家跟着你干得有所收获。我付给你高薪，就是叫你服从我，实际上我花钱买的是当老板的权力。对上，不必再看孙可展、王宝和之流阴沉或卑俗的脸色了，不必再听修缮队那些女干事的闲话了。大洋海味店里我当家！当经理比当泥瓦匠自由多了，在把人划分为等级的社会里，地位就是自由的标志，地位越高自由越大。我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给爸爸上供了——
（只要血液里有智慧，就总会开花结果的。颜芳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的敏感真是不可思议。
在她这样的女人面前没有困难，只有机会。
经理的职务使她这个人生色，她更使经理这个职务增光。眼下经理满街走，像她这样的又有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