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一样。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什么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一般情况，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你，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一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上一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开。过去一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做事，那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么！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一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错了，就不能再错。是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的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做人？”
冯达听了，也很沉重，他说：“与你无关。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脸色发红，微微渗着汗珠，我不愿多想，只说：“那我们现在就分开。”他说：“分开！分开！一定要分开！只是你暂时不要闹出去。”他又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机关，可能要填一份履历表。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尽可能给自己留有余地。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断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住，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夜我没有办法阖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一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一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冯达听了，也很沉重，他说：“与你无关。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脸色发红，微微渗着汗珠，我不愿多想，只说：“那我们现在就分开。”他说：“分开！分开！一定要分开！只是你暂时不要闹出去。”他又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机关，可能要填一份履历表。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尽可能给自己留有余地。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断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住，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夜我没有办法阖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一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一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