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皇商行会与粮食专卖
荀彧这个时候抚掌大笑，这才提出皇商行会的说法。
他说百业皆兴，方为圣贤之世。
吾领皇诏来河东，不止为抬高皇商的地位。
更肩负着组建皇商行会，用以监督约束皇商行为的职责。
皇商行会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皇商的不义之举，把他们的行为规范在以商行儒的范围内。
普通商人我们照样歧视，皇商之所以视同士绅，是因为他们仅允许取可取之利。
虽然不再查他们的家财，但我们可以规定，他们的每笔买卖都必须记录在案，事后供我们查账。
通过种种约束，促使他们以商存义，以商泽民。
一旦违反，就要剥夺皇商牌照，复归商籍。
一听他这么说，当地士绅可就兴奋了，这是又给了他们新权力啊。
他们根本不认为商贾们会守规矩。
因此积极公推耆老士绅为皇商协会执事，监督皇商。
荀彧又借机劝导当地士绅，说如此利民义举你们自己不做，放任自己看不起的人去做，这符合儒道么？
果真有士绅热血上头，表示要去司州外的州郡买粮卖给粮行，换取皇商牌照。
其实士绅私底下偷偷行商的也不少，借这个机会洗白而已。
身为荀家子，荀彧本来就擅长制定各种规则。
从性恶论出发，他向来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商人中间最早与他合作的，见真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这些商贾的地位，当然也尽心尽力的出谋划策。
他们也怕有皇商肆意为祸，导致商人又回归到以前被歧视的地位。
本地耆老道德楷模，加上县衙商业方面专门负责的官吏，再加上商贾中的杰出代表，共同组成各县皇商行会的执事会。
为抬高皇商行会的地位，他们尊县尊为名义上的行首，也显示皇商行会属官方机构的背景。
又有精通数论通过科试的士子，构成皇商行会的实际管理办事人员阶层，负责查账及统计皇商名单发放皇商牌照等一应事务。
多方协商之下，关于皇商协会的运行规则与成员标准很快就制定出来了。
除普通货物运输通关过程中的榷税外，皇商执事中的商贾还主动提议议定了要交商税。
与公田一般十取其一，纯利润的十分之一。
不让交都不行，因为这种税有象征意义。
象征他们皇商是以商贸为田亩，也是在为国耕耘。
其实是想用利益捆绑朝廷和地方政府，让他们尊重皇商鼓励商贸而已。
以荀彧个人的看法认为，皇商行会所定的初版皇商规则与标准都过于严苛了些。
他们不止规定了每笔交易的利润上限，甚至连下限也要管。
禁止赔本赚吆喝，不是为了避免恶意竞争，而是鲁人赎奴的延伸思考。
你不能自己乱来，阻了别人以商济民的道路。
领取皇商牌照之后从商可谓是自由度极低，够呛有商人愿意加入。
但是无妨，先把道德标准定出来，约束越严越容易有好名声。
反而更有利于提高皇商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与普通商人形成差异。
也能降低士绅从商的顾虑，提升他们的积极性。
哪怕其中都是些不懂做生意的士绅，等名声起来之后再适度放宽，不怕逐利的商人不加入。
有逐利商人的加入，也能带动士绅发些小财。
这样替代田亩的士绅新活路才算真正被打通。
而这帮行事呆板不懂做生意的创始成员，也正好对善于钻规则空子的其他皇商形成震慑。
开始如果管得太松，导致名声烂了，以后再补救可不好补救。
通过皇商行会的建立，荀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了粮食专卖制度的推行。
粮食专卖制度本来预估阻力不会太大。
因为从事粮食贸易在汉代并不是一个利润太过丰厚的产业。
各地都有常平仓的存在。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晚期，范蠡的老师宋国人辛钘也就是计然，就提出了平籴理论。
战国时魏文侯李悝已经在魏国开始实施了平籴政策。
《汉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其指导思想：
“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平籴政策根据粮食收成将年份分成丰收与歉收两种年份。
丰收时国家购粮储存，歉收时抛售粮食，以此来平衡供需稳定粮价。
秦时粮食作为战略物资，是不允许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的，粮食价格由政府决定。
汉代恢复了粮食的流通，但价格波动巨大，汉武帝时桑弘羊重新搬出来了李悝的平籴法，并将之发展为平推法。
但无论是平推法还是平籴法，都要求将粮食存储于首都京师。
魏国国土面积有限还就罢了。
秦汉幅员过于辽阔，导致这种中央向四方调配粮食的方式，无论是运输还是储存都损耗巨大。
昭帝时，大司农耿寿昌奏请朝廷在边郡筑仓。
一方面边境用兵时候有粮草可用，减少运输损耗。
另一方面“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贾而粜”，就地起到平籴作用。
这就是常平仓。
虽然由于制度不健全，汉时常平仓一度崩溃。
但常平仓的存在，却使两汉粮价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以后各朝纷纷效仿，直到发展为现在国内的粮食储备制度。
平抑粮价，我们实行的是老祖宗的智慧，而并非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
但这种制度也直接导致粮食贸易并不能产生太过丰厚的收益，吸引不了什么大豪族参与其内。
所以复行粮食专卖制度，卢喷喷他们都没预料到会遇到什么阻力。
并且他们又是借河东郡人口增长过快粮价腾贵，士绅黔首皆有怨言的时机，配合瓷窑钱粮各半的售卖政策推出的。
借口是避免外州商人就地购粮，致使政策无益于平抑粮价。
但一方面本地士绅虽然不做粮食生意，因为掌握土地他们手头却始终有大量粮食。
每年都得卖粮。
其中个别人看中瓷窑钱粮各半售卖瓷器的机会，想卖粮于外地商人，从而大赚一笔。
这是贪念，尚可制止。
而另一方面，士绅们担心实行粮食专卖之后，朝廷掌握粮食定价权，会无限压低粮食采购价
这就属于正常担心了。
民间反对的声浪极大。
士绅们甚至带动黔首一齐向各县施压，说粮食专卖是复秦时暴政。
导致粮食专卖制度一直推行不下去，粮食私卖私营屡禁不止。
荀彧干脆与士绅们商议，本地粮行的粮食采购价与售卖价格也需要皇商行会进行定价审批，公示后方才推行。
并且皇家粮行本身也需要遵守皇商行会的规则。
荀彧觉得，如此操作多一道监督，对皇家粮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使用这种方式，才打消了士绅们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顾虑。
总算才平息了河东郡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反对声浪，搞定各县皇商协会与粮食专卖制度后，荀彧才返回京师。
休息了一庚（也就是一周），接下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遵卢喷喷所嘱，出一份粮行与皇商行会推行规范手册。
受瓷窑技术标准影响，现在东尚书台所管各种事务，也喜欢效仿技术材料，整理出可复制的推广规范。
不想此时，境外购粮却闹出祸事来了。
卢喷喷急招荀彧商议。
他说百业皆兴，方为圣贤之世。
吾领皇诏来河东，不止为抬高皇商的地位。
更肩负着组建皇商行会，用以监督约束皇商行为的职责。
皇商行会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皇商的不义之举，把他们的行为规范在以商行儒的范围内。
普通商人我们照样歧视，皇商之所以视同士绅，是因为他们仅允许取可取之利。
虽然不再查他们的家财，但我们可以规定，他们的每笔买卖都必须记录在案，事后供我们查账。
通过种种约束，促使他们以商存义，以商泽民。
一旦违反，就要剥夺皇商牌照，复归商籍。
一听他这么说，当地士绅可就兴奋了，这是又给了他们新权力啊。
他们根本不认为商贾们会守规矩。
因此积极公推耆老士绅为皇商协会执事，监督皇商。
荀彧又借机劝导当地士绅，说如此利民义举你们自己不做，放任自己看不起的人去做，这符合儒道么？
果真有士绅热血上头，表示要去司州外的州郡买粮卖给粮行，换取皇商牌照。
其实士绅私底下偷偷行商的也不少，借这个机会洗白而已。
身为荀家子，荀彧本来就擅长制定各种规则。
从性恶论出发，他向来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商人中间最早与他合作的，见真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这些商贾的地位，当然也尽心尽力的出谋划策。
他们也怕有皇商肆意为祸，导致商人又回归到以前被歧视的地位。
本地耆老道德楷模，加上县衙商业方面专门负责的官吏，再加上商贾中的杰出代表，共同组成各县皇商行会的执事会。
为抬高皇商行会的地位，他们尊县尊为名义上的行首，也显示皇商行会属官方机构的背景。
又有精通数论通过科试的士子，构成皇商行会的实际管理办事人员阶层，负责查账及统计皇商名单发放皇商牌照等一应事务。
多方协商之下，关于皇商协会的运行规则与成员标准很快就制定出来了。
除普通货物运输通关过程中的榷税外，皇商执事中的商贾还主动提议议定了要交商税。
与公田一般十取其一，纯利润的十分之一。
不让交都不行，因为这种税有象征意义。
象征他们皇商是以商贸为田亩，也是在为国耕耘。
其实是想用利益捆绑朝廷和地方政府，让他们尊重皇商鼓励商贸而已。
以荀彧个人的看法认为，皇商行会所定的初版皇商规则与标准都过于严苛了些。
他们不止规定了每笔交易的利润上限，甚至连下限也要管。
禁止赔本赚吆喝，不是为了避免恶意竞争，而是鲁人赎奴的延伸思考。
你不能自己乱来，阻了别人以商济民的道路。
领取皇商牌照之后从商可谓是自由度极低，够呛有商人愿意加入。
但是无妨，先把道德标准定出来，约束越严越容易有好名声。
反而更有利于提高皇商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与普通商人形成差异。
也能降低士绅从商的顾虑，提升他们的积极性。
哪怕其中都是些不懂做生意的士绅，等名声起来之后再适度放宽，不怕逐利的商人不加入。
有逐利商人的加入，也能带动士绅发些小财。
这样替代田亩的士绅新活路才算真正被打通。
而这帮行事呆板不懂做生意的创始成员，也正好对善于钻规则空子的其他皇商形成震慑。
开始如果管得太松，导致名声烂了，以后再补救可不好补救。
通过皇商行会的建立，荀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了粮食专卖制度的推行。
粮食专卖制度本来预估阻力不会太大。
因为从事粮食贸易在汉代并不是一个利润太过丰厚的产业。
各地都有常平仓的存在。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晚期，范蠡的老师宋国人辛钘也就是计然，就提出了平籴理论。
战国时魏文侯李悝已经在魏国开始实施了平籴政策。
《汉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其指导思想：
“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平籴政策根据粮食收成将年份分成丰收与歉收两种年份。
丰收时国家购粮储存，歉收时抛售粮食，以此来平衡供需稳定粮价。
秦时粮食作为战略物资，是不允许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的，粮食价格由政府决定。
汉代恢复了粮食的流通，但价格波动巨大，汉武帝时桑弘羊重新搬出来了李悝的平籴法，并将之发展为平推法。
但无论是平推法还是平籴法，都要求将粮食存储于首都京师。
魏国国土面积有限还就罢了。
秦汉幅员过于辽阔，导致这种中央向四方调配粮食的方式，无论是运输还是储存都损耗巨大。
昭帝时，大司农耿寿昌奏请朝廷在边郡筑仓。
一方面边境用兵时候有粮草可用，减少运输损耗。
另一方面“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贾而粜”，就地起到平籴作用。
这就是常平仓。
虽然由于制度不健全，汉时常平仓一度崩溃。
但常平仓的存在，却使两汉粮价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以后各朝纷纷效仿，直到发展为现在国内的粮食储备制度。
平抑粮价，我们实行的是老祖宗的智慧，而并非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
但这种制度也直接导致粮食贸易并不能产生太过丰厚的收益，吸引不了什么大豪族参与其内。
所以复行粮食专卖制度，卢喷喷他们都没预料到会遇到什么阻力。
并且他们又是借河东郡人口增长过快粮价腾贵，士绅黔首皆有怨言的时机，配合瓷窑钱粮各半的售卖政策推出的。
借口是避免外州商人就地购粮，致使政策无益于平抑粮价。
但一方面本地士绅虽然不做粮食生意，因为掌握土地他们手头却始终有大量粮食。
每年都得卖粮。
其中个别人看中瓷窑钱粮各半售卖瓷器的机会，想卖粮于外地商人，从而大赚一笔。
这是贪念，尚可制止。
而另一方面，士绅们担心实行粮食专卖之后，朝廷掌握粮食定价权，会无限压低粮食采购价
这就属于正常担心了。
民间反对的声浪极大。
士绅们甚至带动黔首一齐向各县施压，说粮食专卖是复秦时暴政。
导致粮食专卖制度一直推行不下去，粮食私卖私营屡禁不止。
荀彧干脆与士绅们商议，本地粮行的粮食采购价与售卖价格也需要皇商行会进行定价审批，公示后方才推行。
并且皇家粮行本身也需要遵守皇商行会的规则。
荀彧觉得，如此操作多一道监督，对皇家粮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使用这种方式，才打消了士绅们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顾虑。
总算才平息了河东郡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反对声浪，搞定各县皇商协会与粮食专卖制度后，荀彧才返回京师。
休息了一庚（也就是一周），接下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遵卢喷喷所嘱，出一份粮行与皇商行会推行规范手册。
受瓷窑技术标准影响，现在东尚书台所管各种事务，也喜欢效仿技术材料，整理出可复制的推广规范。
不想此时，境外购粮却闹出祸事来了。
卢喷喷急招荀彧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