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答光禄大夫杨先文及诸公卿疑东廷诸政诏》
一群人凑一块儿就开始商量各种阴损主意。
这块儿商量完了继续商量怎么答复现在闹腾的西廷公卿。
你塞人家去西廷也得有个法的，阿瞒又不会像二颖那样强掠。
好在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就这么熬夜开会到亮，基本对策也就都商量出来了。
他们商量这些细则的时候，庚哥就老实不客气的干回他的老本行，摸鱼打瞌睡了。
大家也习惯了，刻意压低声音不去吵到他。
讨论到寅时方休，下去各自干活儿。
没几两份正式的诏书出来了。
一份是对杨彪以及西廷诸臣奏表的正式回复，却是一封类似罪己诏的诏书。
各种承认大家的对，并且把下大乱盗贼蜂起的锅也揽到皇家身上。
却并没有甩锅给宦官们。
是自桓帝以降，皇室发现诸多导致下不稳的弊端，却没有与代表臣民意见的士大夫阶层广泛讨论。
自以为是的拿出诸多解决方案，在没有获得士人广泛理解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导致下士人与皇家之间生出龌龊。
因此才导致士人将对皇室的怒火发泄到宦官身上，无须讳言，此乃皇室之过。
他今就想把问题拎出来讲一讲。
下大乱，不是皇室不修德政，而是桓帝朝人口达到顶峰，有限之土不足以养无限之民。
民无生计，自然纷纷聚为盗寇，所以才搞出下大乱的末世迹象。
这其中，没办法有效抑制的豪强世家对土地的兼并以及对佃租的提升，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你们只是次锅，主锅是人口数量。
这么不过是为了让世家豪强更容易接受。
那有限之土如何养不停繁衍壮大的无限之民？
不解决这个问题，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重复发生一样的局面。
这不是君主贤明就能避免的问题。
如果任由发展下去，遭殃的不仅是皇家社稷，必然导致富户世家与豪强也难避免刀兵之祸。
皇室和你们的利益是一体的。
诏书解释桓灵二帝的政策，是希望厘清田产，使有限之土得以养更多民众，从而解决流贼遍地的状况。
这就牵扯到抑制兼并的问题了。
但在试图抑制兼并的过程中，皇家发现各地世家豪强并不配合，并且互结朋党对抗政令。
桓帝陛下因此才将重点转移到先肃清吏治，开始搞三互法以及党锢。
桓帝陛下的心是好心，但他不应该不信任广大与皇室休戚与共的臣子与士绅。
毕竟你们这么通情达理，不配合只是因为不理解而已。
反正马屁一堆堆的送上。
让看诏书的豪强们觉得果真如此，劳资本来就是通情达理的。
是你没明白劳资才搞你的。
灵帝朝持续了桓帝朝的政策，结果导致士绅与代表皇权的宦官们之间的恶斗。
并导致张角之辈借机得以扰乱下。
点到即止，明白的自然都明白黄巾之乱是豪强士绅们私底下纵容包庇，甚至暗地里支持起来的，用以威胁皇室废除党锢的手段。
不明白的以为黄巾真的只是趁机搞了波大的而已。
虽然圣人教诲我们，子不言父之过，臣不彰君之恶，但既然问题依旧存在，我们也不得不拎出来分析。
黄巾之乱既平，党锢之政也已废止，皇室愿意与世家豪族们重归于好。
庚哥在诏书里询问，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谁有办法用有限之土养无限之民，兼并的问题怎么破？
庚哥在诏书里，他一直思索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他才发现上古圣贤所定士农工商为下四民的睿智。
士予万民以教化，农予万民以衣食，工利万民以器皿，商通万民于有无。
长久以来，他们或许偏离了圣人之道，只重士农，导致农人出产大量堆积在士人仓中，不得流转。
工商不兴，导致失去了吸纳超过土地承载的人口，并为他们提供生计的渠道。
粮食白白在士人仓库中腐烂，没有出路的失地农人只能变成流寇，屠杀士人扰乱下。
诏书上庚哥觉得，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违背圣人教化，擅自将四民划分等级，轻贱商贾的后果。
商贾不兴，自然匠工无利，下四民废其二矣，犹如只有两条腿的案几，自然容易倾覆。
诏书因为吕不韦之祸，轻贱防范商贾至此简直是因噎废食。
庚哥因此期望恢复四民之治，使下重归于安稳。
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得以安置更多的农业人口，这就要解决兼并之弊。
诏书庚哥不愿意效仿王莽之乱政，运用皇权强行收取士绅的土地。
哪怕是违制，士绅手中的土地也是他们一代一代通过购买获得的。
这里故意忽略了士绅豪强运用权势非法聚敛 土地的过错，对他们表示理解。
所以庚哥只能以皇家为表率，经商获利，再以商利向士绅购买土地，用类似过往国家赋税一般极低的佃租供给农人耕种。
这样就解决了失地农民聚为盗纺问题。
但没有土地这种稳定获利的方式，世家豪强何以保证家族繁衍的生息之道？
诏书之前之所以防范商人，正是因为商人聚敛财富的速度。
士人是帝王最亲近的依靠，皇家愿意将这种最容易聚敛财富的生计，赐予士人。
所以才有皇商这么个身份。
庚哥相信以士饶品格，可以发挥商贾对社会的贡献而避免商人对社会的危害。
并且还通过皇商行会来教化和规范以及约束商人。
这才是圣人之道。
发现一种民众有祸害社会的能力，应该教化他们发挥有益社会的一面，克制与摒弃对社会不利的行为。
通过繁荣货殖和商业，他发现果然使匠工行业也繁荣起来。
需要大量人口的匠工行业，也果然吸纳了超级多的失地农民。
这样通过繁荣商业和购买公田，他就解决了治下流贼遍地的状况。
这就是复上古四民的好处。
“然上古至今，已遥不可考，又经焚毁之祸，典籍万不存一。”
“朕亦不知，此政得圣贤之智几何，其弊又如何？”
所以身为帝王，他愿意冒着风险身先士卒的带领臣民走最艰难的道路。
但他不能用下去豪赌。
所以他才决定，选有德之士作为太师，遵循旧制稳固下。
而他治理一部分国土，作为试验田特区来尝试新政。
两种制度并行，用时间来选择哪一种制度更为适合用在下推广。
如此一动一静，得阴阳互济之道。
这样新政万一出什么纰漏，大汉下的大部分国土还可以稳定。
而他治下的特区，也能作为人口泄洪池，吸纳各地土地无法容纳的多余人口。
这块儿商量完了继续商量怎么答复现在闹腾的西廷公卿。
你塞人家去西廷也得有个法的，阿瞒又不会像二颖那样强掠。
好在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就这么熬夜开会到亮，基本对策也就都商量出来了。
他们商量这些细则的时候，庚哥就老实不客气的干回他的老本行，摸鱼打瞌睡了。
大家也习惯了，刻意压低声音不去吵到他。
讨论到寅时方休，下去各自干活儿。
没几两份正式的诏书出来了。
一份是对杨彪以及西廷诸臣奏表的正式回复，却是一封类似罪己诏的诏书。
各种承认大家的对，并且把下大乱盗贼蜂起的锅也揽到皇家身上。
却并没有甩锅给宦官们。
是自桓帝以降，皇室发现诸多导致下不稳的弊端，却没有与代表臣民意见的士大夫阶层广泛讨论。
自以为是的拿出诸多解决方案，在没有获得士人广泛理解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导致下士人与皇家之间生出龌龊。
因此才导致士人将对皇室的怒火发泄到宦官身上，无须讳言，此乃皇室之过。
他今就想把问题拎出来讲一讲。
下大乱，不是皇室不修德政，而是桓帝朝人口达到顶峰，有限之土不足以养无限之民。
民无生计，自然纷纷聚为盗寇，所以才搞出下大乱的末世迹象。
这其中，没办法有效抑制的豪强世家对土地的兼并以及对佃租的提升，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你们只是次锅，主锅是人口数量。
这么不过是为了让世家豪强更容易接受。
那有限之土如何养不停繁衍壮大的无限之民？
不解决这个问题，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重复发生一样的局面。
这不是君主贤明就能避免的问题。
如果任由发展下去，遭殃的不仅是皇家社稷，必然导致富户世家与豪强也难避免刀兵之祸。
皇室和你们的利益是一体的。
诏书解释桓灵二帝的政策，是希望厘清田产，使有限之土得以养更多民众，从而解决流贼遍地的状况。
这就牵扯到抑制兼并的问题了。
但在试图抑制兼并的过程中，皇家发现各地世家豪强并不配合，并且互结朋党对抗政令。
桓帝陛下因此才将重点转移到先肃清吏治，开始搞三互法以及党锢。
桓帝陛下的心是好心，但他不应该不信任广大与皇室休戚与共的臣子与士绅。
毕竟你们这么通情达理，不配合只是因为不理解而已。
反正马屁一堆堆的送上。
让看诏书的豪强们觉得果真如此，劳资本来就是通情达理的。
是你没明白劳资才搞你的。
灵帝朝持续了桓帝朝的政策，结果导致士绅与代表皇权的宦官们之间的恶斗。
并导致张角之辈借机得以扰乱下。
点到即止，明白的自然都明白黄巾之乱是豪强士绅们私底下纵容包庇，甚至暗地里支持起来的，用以威胁皇室废除党锢的手段。
不明白的以为黄巾真的只是趁机搞了波大的而已。
虽然圣人教诲我们，子不言父之过，臣不彰君之恶，但既然问题依旧存在，我们也不得不拎出来分析。
黄巾之乱既平，党锢之政也已废止，皇室愿意与世家豪族们重归于好。
庚哥在诏书里询问，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谁有办法用有限之土养无限之民，兼并的问题怎么破？
庚哥在诏书里，他一直思索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他才发现上古圣贤所定士农工商为下四民的睿智。
士予万民以教化，农予万民以衣食，工利万民以器皿，商通万民于有无。
长久以来，他们或许偏离了圣人之道，只重士农，导致农人出产大量堆积在士人仓中，不得流转。
工商不兴，导致失去了吸纳超过土地承载的人口，并为他们提供生计的渠道。
粮食白白在士人仓库中腐烂，没有出路的失地农人只能变成流寇，屠杀士人扰乱下。
诏书上庚哥觉得，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违背圣人教化，擅自将四民划分等级，轻贱商贾的后果。
商贾不兴，自然匠工无利，下四民废其二矣，犹如只有两条腿的案几，自然容易倾覆。
诏书因为吕不韦之祸，轻贱防范商贾至此简直是因噎废食。
庚哥因此期望恢复四民之治，使下重归于安稳。
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得以安置更多的农业人口，这就要解决兼并之弊。
诏书庚哥不愿意效仿王莽之乱政，运用皇权强行收取士绅的土地。
哪怕是违制，士绅手中的土地也是他们一代一代通过购买获得的。
这里故意忽略了士绅豪强运用权势非法聚敛 土地的过错，对他们表示理解。
所以庚哥只能以皇家为表率，经商获利，再以商利向士绅购买土地，用类似过往国家赋税一般极低的佃租供给农人耕种。
这样就解决了失地农民聚为盗纺问题。
但没有土地这种稳定获利的方式，世家豪强何以保证家族繁衍的生息之道？
诏书之前之所以防范商人，正是因为商人聚敛财富的速度。
士人是帝王最亲近的依靠，皇家愿意将这种最容易聚敛财富的生计，赐予士人。
所以才有皇商这么个身份。
庚哥相信以士饶品格，可以发挥商贾对社会的贡献而避免商人对社会的危害。
并且还通过皇商行会来教化和规范以及约束商人。
这才是圣人之道。
发现一种民众有祸害社会的能力，应该教化他们发挥有益社会的一面，克制与摒弃对社会不利的行为。
通过繁荣货殖和商业，他发现果然使匠工行业也繁荣起来。
需要大量人口的匠工行业，也果然吸纳了超级多的失地农民。
这样通过繁荣商业和购买公田，他就解决了治下流贼遍地的状况。
这就是复上古四民的好处。
“然上古至今，已遥不可考，又经焚毁之祸，典籍万不存一。”
“朕亦不知，此政得圣贤之智几何，其弊又如何？”
所以身为帝王，他愿意冒着风险身先士卒的带领臣民走最艰难的道路。
但他不能用下去豪赌。
所以他才决定，选有德之士作为太师，遵循旧制稳固下。
而他治理一部分国土，作为试验田特区来尝试新政。
两种制度并行，用时间来选择哪一种制度更为适合用在下推广。
如此一动一静，得阴阳互济之道。
这样新政万一出什么纰漏，大汉下的大部分国土还可以稳定。
而他治下的特区，也能作为人口泄洪池，吸纳各地土地无法容纳的多余人口。